东北一枝花 -张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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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作者:苏轼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注释
  ⑴徐门:即徐州。
  ⑵谢雨:雨后谢神。
  ⑶簌簌:花落貌,一作“蔌蔌”,音义皆同。
  ⑷缫车:抽丝之具。缫,一作“缲”,把蚕茧浸在热水里,抽出蚕丝。
  ⑸牛衣:蓑衣之类。这里泛指用粗麻织成的衣服。《汉书.食货志》有“贫民常衣牛马之衣”的话。
  ⑹漫思茶:想随便去哪儿找点茶喝。漫,随意,一作“谩”。

译文
  枣花纷纷落在衣襟上。村南村北响起车缫丝的声音,古老的柳树底下有一个穿牛衣的农民在叫卖黄瓜。
  路途遥远,酒意上心头,昏昏然只想小憩一番。艳阳高照,无奈口渴难忍,想随便去哪找点水喝。于是敲开一家村民的屋门,问:可否给碗茶?

赏析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簌簌衣巾落枣花”从枣花落到衣巾上的声音开端,反映了一位关心人民生活的太守对雨后农村新景象的喜悦之情。作者在“谢雨道上”,经过长途跋涉,加之酒意未消,日高人困,不免有些倦意。突然,“簌簌”之声传来耳际,并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在身上和头巾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枣花落在身上。枣花落在衣巾上的声音是轻微的,但在作者的耳里却是那么真切。接着,耳边又传来吱吱呀呀的声响,越往前走,这响声便越浓,从南,从北,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用看也不用问,这是作者熟悉的缫车的响声。“村南村北”概括“缫车”声,说明作者听得多么认真,多么细心,多么兴奋。从响声中,作者意识到,他已进入村中了。这时,突然一阵叫卖声传入耳鼓,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披着“牛衣”的农民坐在古老的柳树荫中,面前摆着一堆黄瓜。“牛衣古柳”,作者换一个角度来写他对蔬菜丰收的喜悦心情。三句话,三个画面,似乎东鳞西爪,毫无联系。可是用谢雨的路上这条线串起来,就让人感到这幅连环画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这一组画面,不仅色彩美,而且有音乐美。无论是簌簌的落花声,嗡嗡的缲车声,还是瓜农的叫卖声,都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地展现出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上片写的是农村生产劳动的繁忙景象,下片转入写求雨途中行路的艰辛,突出作者的感受和意识活动。“酒困路长惟欲睡”是对上片的补充。在结构上,这一句又是倒叙,它说明前三句之所以从听觉方面来写,主要是因为酒意未消,路途遥远,人体困乏,故而写下来的只不过是睡眼朦胧中听来的片断,并非是视觉构成的完整统一的画面。“日高人渴”两句,虽然写的是由于口渴而急于到农民家里觅水的意识活动,但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不拘小节、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走了一村又一村,这时已是日高天热,人也走得口干舌燥,加上酒困,睡意也上来了,不由得想起以茶解渴,以茶提神。“试问”一词用得十分讲究,既写出了作者满怀希望想讨杯茶解渴的心情,又担心农忙季节,农家无人,自己不便贸然而入的心情。信笔写来,不事雕琢,但却栩栩如生,刻画出一位谦和平易近人的知州形象,将一位太守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写得亲切自然。“敲门试问野人家”,词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词人敲门的结果怎样呢?喝到茶没有?农民是怎样招待他的呢?词中未作一个字的交代,留给读者去想像,更是余味无穷。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苏轼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3793篇诗文 ► 5610条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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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

  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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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

  樵者曰:“愿闻其方。”

  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

  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体乎?”

  曰:“然。”

  曰:“火能焚水乎?“

  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

  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

  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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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

  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

  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

  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则孰与归焉?”

  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

  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无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

  曰:“何谓我,何谓物?”

  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樵者问渔者曰:“天何依?”

  曰:“依乎地。”

  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

  曰:“然则天地何依何附?”

  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有无之相生,形气之相息。终则有始,终始之间,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本,以用为末。利用出入之谓神,名体有无之谓圣。唯神与圣,能参乎天地者也。小人则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丧于有余。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此理之常也。养身者必以利,贪夫则以身殉,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众人则以身殉名,故有实丧焉。窃人之财谓之盗,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贿之与赃,一物而两名者,利与害故也。窃人之美谓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唯恐其多矣。夫誉与毁,一事而两名者,名与实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地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争处乎其间,虽一日九迁,一货十倍,何害生实丧之有耶?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丧。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丧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会天,岂相远哉!”

  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远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

  渔者谓樵者曰:“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

  樵者曰:“未也。愿闻其方。”

  渔者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似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也,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吾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渭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问渔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鱼?”

  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鱼。”

  曰:“六物具也,岂由天乎?”

  曰:“具六物而得鱼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鱼者,非人也。”

  樵者未达,请问其方。

  渔者曰:“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鱼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鱼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鱼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鱼与不得鱼,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鱼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祷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祷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问其所以。”

  曰:“语善恶者,人也;福祸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祸淫,鬼神岂能违天乎?自作之咎,固难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修德积善,君子常分。安有余事于其间哉!”

  樵者曰:“有为善而遇祸,有为恶而获福者,何也?”

  渔者曰:“有幸与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当不当,份也。一命一份,人其逃乎?”

  曰:“何谓份?何谓命?”

  曰:“小人之遇福,非份也,有命也;当祸,份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祸,非份也,有命也;当福,份也,非命也。”

  渔者谓樵者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渭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谓渔者曰:“吾尝负薪矣,举百斤而无伤吾之身,加十斤则遂伤吾之身,敢问何故?”

  渔者曰:“樵则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观之,则易地皆然。吾尝钓而得大鱼,与吾交战。欲弃之,则不能舍,欲取之,则未能胜。终日而后获,几有没溺之患矣。非直有身伤之患耶?鱼与薪则异也,其贪而为伤则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虽一毫犹且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贪鱼亦何以异子之贪薪乎!”

  樵者叹曰:“吾而今而后,知量力而动者,智矣哉!”

  樵者谓渔者曰:“子可谓知《易》之道矣。吾也问:《易》有太极,太极何物也?”

  曰:“无为之本也。”

  曰:“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之谓乎?”

  曰:“两仪,天地之祖也,非止为天地而已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一二谓两仪。”

  曰:“两仪生四象,四象何物也?”

  曰:“大象谓阴阳刚柔。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为极。”

  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谓也?”

  曰:“谓乾、坤、离、坎、兑、艮、震、巽之谓也。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因而重之,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备矣。”

  樵者问渔者曰:“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

  曰:“先阳已尽,后阳始生,则天地始生之际。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末则当星辰始终之际。万物死生,寒暑代谢,昼夜变迁,非此无以见之。当天地穷极之所必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顺天故也。”

  樵者谓渔者曰:“无妄,灾也。敢问何故?”

  曰:“妄则欺他,得之必有祸,斯有妄也,顺天而动,有祸及者,非祸也,灾也。犹农有思丰而不勤稼稿者,其荒也,不亦祸乎?农有勤稼穑而复败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灾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贵不妄也。”

  樵者问曰:“姤,何也?”

  曰:“姤,遇也。柔遇刚也,与夬正反。夬始逼壮,姤始遇壮,阴始遇阳,故称姤焉。观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见矣。圣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诰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渔者谓樵者曰:“春为阳始,夏为阳极,秋为阴始,冬为阴极。阳始则温,阳极则热;阴始则凉,阴极则寒。温则生物,热则长物,凉则收物,寒则杀物。皆一气别而为四焉。其生万物也亦然。”

  樵者问渔者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何以知其然耶?”

  渔者对曰:“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当兆物之物者,岂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当兆人之人者,岂非圣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人物者焉。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渔者谓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者欤?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谓与?”

  渔者谓樵者曰:“大哉!权之与变乎?非圣人无以尽之。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消长,时也;轻重,事也。时有否泰,事有损益。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奚由知变之所为乎?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奚由知权之所为乎?运消长者,变也;处轻重者,权也。是知权之与变,圣人之一道耳。”

  樵者问渔者曰:“人谓死而有知,有诸?”

  曰:“有之。”

  曰:“何以知其然?”

  曰:“以人知之。”

  曰:“何者谓之人?”

  曰:“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谓之人。心之灵曰神,胆之灵曰魄,脾之灵曰魂,肾之灵曰精。心之神发乎目,则谓之视;肾之精发乎耳,则谓之听;脾之魂发乎鼻,则谓之臭;胆之魄发乎口,则谓之言。八者具备,然后谓之人。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气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类也。若全得人类,则谓之曰全人之人。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中气也,谓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谓也。唯全人,然后能当之。人之生也,谓其气行,人之死也,谓其形返。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则谓之曰阳行;返于地,则谓之曰阴返。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阳者阴之形也,阴者阳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

  樵者问渔者曰:“小人可绝乎?”

  曰: “不可。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成,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间也。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阳阴相半,则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治世则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则小人四分,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乱世则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谓各失其分也。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笃实鲜不成事,缘饰鲜不败事。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家亦由是而兴亡也。夫兴家与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去一何远哉!”

  樵者问渔者曰:“人所谓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渔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曰:“不正,则安得谓之才?”

  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谓之才?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若不能归之以正,才则才矣,难乎语其仁也。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平药则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谓良药也。《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时平治定,用之则否。《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谓渔者曰:“国家之兴亡,与夫才之邪正,则固得闻命矣。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

  渔者曰:“择臣者,君也;择君者,臣也。贤愚各从其类而为。奈何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而必有桀纣之臣。尧舜之臣,生乎桀纣之世,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虽欲为祸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响,岂待驱率而然耶?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者远矣;上好利,下必好利,而不利者远矣。好利者众,则天下日削矣;好义者众,则天下日盛矣。日盛则昌,日削则亡。盛之与削,昌之与亡,岂其远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尝无小人,乱世何尝无君子,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众;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

  曰:“观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诸五谷,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犹生,耘之而求其尽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来矣。君子见善则喜之,见不善则远之;小人见善则疾之,见不善则喜之。善恶各从其类也。君子见善则就之,见不善则违之;小人见善则违之,见不善则就之。君子见义则迁,见利则止;小人见义则止,见利则迁。迁义则利人,迁利则害人。利人与害人,相去一何远耶?家与国一也,其兴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好生则世治,好杀则世乱。君子好义,小人好利。治世则好义,乱世则好利。其理一也。”

  钓者谈已,樵者曰:“吾闻古有伏羲,今日如睹其面焉。”拜而谢之,及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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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别书

卓文君 卓文君〔两汉〕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
锦水有鸳,汉宫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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