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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江月·问讯湖边春色

    作者: 张孝祥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赏析
      张孝祥是一位坚决主张抗金而两度遭谗落职的爱国志士,“忠愤气填膺”是他爱国词作的主调,而在屡经波折、阅尽世态之后,也写了一些寄情山水、超逸脱尘的作品。这首小令就是如此。据宋人岳珂《玉楮集》中的《三塔寺寒光亭张于湖书词寺柱,吴毅夫名后轩》一诗,可知此词是张孝祥重游寒光亭时写在寺柱之上的即兴之作。词本无题,后来选家揣测词意,补加了“洞庭”、“丹阳湖”、“三塔阻风”之类的题目。其实词中所言之“湖”,是指江苏漂阳的三塔湖;词中所写的“寒光亭”,即在此湖中。
      起首二句,直接描述自己时隔三年旧地重游的怀恋心境。“问讯”,省视慰问之意,表达出词人主动前来探望的殷切心情。“湖边”,指三塔湖畔,点明远道而来,刚至湖岸,为下文乘船游湖作铺垫。“春色”,形容万紫千红的美好春景,乃下文“东风”、“杨柳”之引笔。“重来”,说明是再次来此,表明“问讯”实是有意重访。“又是三年”,不仅突出相别的确切时间,而且暗示其间经历了人生的多少波折变幻;一个“又”字,内涵复杂,既包含了对时光流逝的叹惜,对历经坎坷的感慨,也包含了对湖边春色的怀恋,对再次来此的欣喜。词人酷爱自然之情,潇洒出尘之姿,就在这质朴明快、语近情深的起句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全词飘逸清朗的基调。
      如果说起首两句是从词人有意重访的角度而言,三四两句则从客观风物欢迎自己的角度下笔,描画出上船离岸乘风过湖的情景。“东风”、“杨柳”,都紧承“春色”发展而来。东风似乎有意,轻轻吹拂,送我渡过湖波;杨柳似乎含情,微微摆动,丝丝擦着我面。词人不说船乘风势,人触柳丝,而说风助船行,柳拂人面,正是注情于物的拟人写法,从而创造出一个物我合一、通体和谐的艺术境界。词人那种超脱尘网、得其所哉的无限快意,就这样得到了淋漓酣畅的表现。
      上片以作者自己与风物的互相映衬,表达了重访三塔湖离岸登船之际的快意感受;下片则以世路与湖亭的强烈对比,抒发了置身寒光亭时的悠然心情。
      “世路”二句,暗承上片“过湖”,由描述转入议论,看似语意突兀,实是一脉相通。“世路”,指尘世的生活道路,那是一条政治腐败、荆棘丛生的路,与眼前这东风怡人、杨柳含情的自然之路岂能相提并论。然而,词人说是“如今已惯”,这不仅表明他已历尽世俗道路的倾轧磨难,对权奸的打击、社会的黑暗业已司空见惯,更暗寓着他已看透世事、唾弃尘俗的莫名悲哀和无比忧愤。因此,“此心到处悠然”,也就不仅在说自己的心境无论到哪儿总是悠闲安适,更包含着自己这颗备受折磨、无力回天的心只能随遇而安、自寻解脱了。词人由爱国志士而成江湖处士,无奈去到和谐美好的大自然中寻求解脱,内心悲愤难言,却说“到处悠然”,可谓语近旨远,沉郁至极,与那“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辛弃疾先后同调,从而铸成凝聚全词主旨的警句。
      结尾两句,紧承“悠然”二字宕开一笔,[3]着力描写来到湖中寒光亭时所见的自然美景。词人撇开“世路”,来到寒光亭上,只见寒光亭下的湖水一碧万顷,犹如辽阔无际的蓝天;在这明丽如画的水天之间,一群沙鸥展翅飞起,自由翱翔。这一静一动、点面交映的画面,充满了蓬勃的生气,陶醉着词人的心胸。特别是沙鸥飞起的镜头,不仅使整个画面灵动起来,更寄寓着“鸥鸟忘机”(典出《列子·黄帝》)与鸥同盟的深意。如果说上片以问讯春色和风物含情写出了物我一体的美妙境界,那么,下片就以唾弃世路和同盟鸥鸟表露出投身自然的悠然心境。而这末尾两句,纯粹写景,以景结情,语淡意远,余味不尽,词人对于世路尘俗的鄙弃憎恶,对于返归自然的恬适愉快,尽在言外,从而成为全词意境旷远、余音绕粱的结笔。 

    张孝祥

    张孝祥

    张孝祥(1132年—1170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卜居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唐代诗人张籍的七世孙。张孝祥善诗文,尤工于词,其风格宏伟豪放,为“豪放派”代表作家之一。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等传世。 ► 670 篇诗文  ► 265 条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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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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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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