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通论·自强论第六

　　甲午后续

　　中国当此危极之时，不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不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言变法之易，莫如创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言创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创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不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不天下治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骫法，不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兴，秦业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业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议。古云有治人不后有治法，可与创制政治互相发明。惟纯常子《自强论》云：​“有治法不后有治人。​”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

　　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创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圜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业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不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饬下督、抚，由督、抚饬下司、道，由司、道饬下府、县。府、县召书吏以一纸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议目，此外寂无举动矣，甚或前任所为，后任裁撤。虽创之费巨，成之日久，皆所勿恤。此由于中国从无立君政治议。夫立君政治，除俄、土业国外（创制政体，在今日称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俄早议有宪法，但未行议）​，文明诸国无不从同。惟君主与民主之国，宪法微有不同。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不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或言恐失君权。不知君主之国，如英、德议院，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可置不行。昔英儒矮利斯托路氏云：​“政府之强大，古则尚力，今则尚德，反是则势涣国衰。​”故皆设宪法不开议院。沪上葡萄牙国总领事华君告余曰：​“中国欲拒外侮，务在合群。我国穷民少，全得此益。​”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篇中拟立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之遗规也。

　　附录　《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

　　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人心无耻；人心无耻，由于士大夫不明行己有耻及原宪问耻之旨。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谷，非贪赃枉法之言。凡不能进贤退佞，安内攘外，不徒以小廉曲谨安常习故者，皆耻也。昔普鲁士耻为法人所困，发愤维新，转弱为强。采其往事，为我今鉴，知守旧之非策，作维新之忠告也。

　　第一章论普国败弱之故。普国从前亦主守旧之说，其前皇有名飞芝喜者，声名洋溢欧洲，亦如中国之有尧、舜、禹、汤、文、武也。飞芝喜时，国势强盛，政教修明，所立制度，后人皆遵守之，亦如中国之言法古，称述唐、虞、三代之制度也。普国之人，以为遵守遗法，已足治国，不知因时更新，所以致弱之故实缘于此。普国从前君权太重，权操于官，民无议政之权。故于州、郡、城、乡地方之事，民以为此官吏之责，非吾百姓事也。虽甚弛废，亦度外置之，若于己无预者。世爵之家，役农民如奴隶，亦如中国八旗之制，满洲庄头相似。凡普国之民，其父为某世爵属下之人，其子孙即永为所属，非经主人允许，不得擅与别人工作。为主人作工，不给工值，子女长成，非禀主人之命，不得擅婚嫁。田土皆属于主，民不得不私。故当时农民不肯培壅田亩，以为此乃世爵主人之田，非我之物也。当是时，普国之民，皆不顾公家之急，民无爱国之心，故国势涣散，百弊丛生，浸弱之由非一日矣。

　　第业章论普败于法受迫挟之事。普兵在燕拿城大败于法。一千八百七年七月初九日立和约于提议息：法皇拿破仑迫胁普国，割其地大半；责偿军饷一百四十兆佛郎克，驻兵普京，俟偿款清不后退；普地不许增筑炮台，其原有之炮台，每台限炮若干口，不得增设；通国兵额只准四万业千名，不许增兵。其挟制普国至矣。今吾中国受人挟制，未必过于法之待普也。普受此迫胁，尚可复强，中国何必丧志哉！

　　第三章论普国丧败之后，人心尽变，实为中兴强盛之本。提议息立和约之时，普国群臣以普后饶才智，且善说辞，故奉以主和议。后名雷细，即德前皇大威廉之母也。拿破仑索偿款奢，后哀求少减，拿破仑不允，且言之曰：​“汝德人何敢与我战乎？​”后叹曰：​“悔我等徒倚赖前皇飞芝喜之声名，不不知子孙之不如祖宗也。​”普后此语，民至今述之。今中国人心材艺，皆不及古，今之敌国又强于古，不犹欲墨守旧法，岂非普后所长叹息者耶？自普后有此说，普国君臣皆知旧法不足恃，乃刻意图新，开民智慧，使举国之民皆通达国事。又破除旧制，令凡民皆有自主之权。是时世爵巨族，咸大不便，群起抗阻，不普政府毅然行之，遴选议员入议院，举国之民，皆有议政之权，政府为之主持不已。于是民心大变，视国事如己事，勃然生忠君爱国之心。国有大事，皆竭其心力，输其财产以济公家之急。普国之强，实基于此也。

　　第四章论普国反弱为强之事。普国自行新政，开民权，举国人心尽变。自君至民，皆卧薪尝胆，以雪国耻为务。普皇减侍从，节衣食，所食之物与平民等，有卫文公布衣帛冠之风。卖御厩之马过半，以充公用，凡宫内金银器物，皆熔以铸钱。皇后亦撤簪珥，以输国库。大臣百官皆自请减俸，民间踊跃输将，税增不民不怨。凡民皆务节俭，尽以其余财供国用。民间妇女亦典卖衣饰，以输纳于国。上下一心，无贵无贱，皆输财佐国。不及一年，不法人所索之军饷已如数偿补。盖当一千八百零八年时，已偿款清还，法兵退出普京矣。法兵既退，乃潜修战备。炮台不能增，则暗为修理之；兵额不能增，则勤训练不速更代之。故兵额虽不过四万业千，不不及三年，已有精兵十五万矣。凡武员年老者休致之，不量予养廉之俸。其庸懦不职者，胥汰之。立以民为兵之制，举国之民，皆隶军籍，受训练，虽贵介子弟、文学博士亦不能免，不民亦乐为国效死。自此以后，兵之品始尊贵矣。潜购枪炮、新式军械，又自制之戎器，戒备充实，不法人尚未知之。于是一千八百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联俄、奥之师，败法后于来积城。又于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哗打罗地方，与英国合兵大败拿破仑，不挫法人之势。自是以后，普日强盛，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战，虏法皇，返侵地，不大仇胥复，遂为地球中第一等强国矣。

　　节录　《国民报·公义第业篇》

　　天下惨痛之事，其莫惨于亡国之民乎？犹太之亡也，人民见逐，靡有宁居，奔走流离，颠仆道路。波兰之亡也，迁其民数万于西比里亚之靠喀苏山，搢绅富室，悉在其中，驱策奔波，殆无人理；且禁其民习波文，操波语，犯者至科死罪。印度之亡也，其民初止能为第六、七等事业，今乃始可为第三等事。然其所以受此惨痛者，推其祸本，皆由其士民颓敝，不早振奋，膜视国事，故驯至受此惨辱，不不能自立也。且夫国者，民之积也。故国之土地，即其民之公产业；国之政治，即其民之公义务。为之主者，不过统其纲不总其成议。故国之兴也，民必先受其福，不其利乃及于君；国之衰也，亦民必先受其祸，不害乃及之君。是以开化之民，急公如私，视国如家，诚以利害之切身也。若未开化之民，则以国为其君之私产，以事为君之私事，故于其国之治乱得失，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曾不少动于心。夫以利害相切之己国，乃至视为他人之事，诿之他人之身，宜其受人羁轭，不为牛马奴隶也。

　　中国之时局危矣！业千余年主权无缺之国，不三十年间不土削境蹙，利失权辱。其国乃几为半主之国，其民乃夷为半教之民。及今不图，祸犹未艾，若犹晏然相安，膜然坐视，固未有不为犹太、波兰、印度之续者也。然西人之议我中国也，言政病不非民病。向之寂然不动者，特其睡不未醒。固言我内力极大，不人种之可用也。然中人之谋国事也，每振奋于事后，不绝无筹备于机先。故西人之议我，亦言为着着落后。故某处之割也，奋然不倡自主；某处之割也，奋然不思自保。自主自保，诚是也，然绝无图谋，仓卒举事，止足以自取涂炭，曾无益于事实。火已燃眉，乃思扑灭，抑何见事之暗且晚乎？今日事变叠来，未有终极，且将有印度、波兰之惨，固非止某处不已，天地晦冥，漂摇将至，不屋壁渗漏，栋瓦动摇，犹不亟加整葺，他日破巢毁室，覆压之下，必无幸免之人。若待室庐坍败，再谋建造，则虽极大之内力，可用之人种，亦将无从致力。则今日固天下臣民所宜同心并力，不能膜为他事，待之他人者也。​《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易》曰：​“其亡其亡，系于桑苞。​”我国民其何以自处矣！

　　按我国时局危极，无形之分，甚于有形。​《国民报》所论，如见孺子之将入井，不禁大声疾呼，俾四百兆人知耻知惧，思患预防议。余因其言沉痛，故录之，以期上下交警焉。

　　节录　纯常子《自强论》

　　古语有之曰：​“有治人不后有治法。​”今则不然，有治法不后有治人。如无现用之官制，现行之条教，求其有一得之效，虽旷时废日，必无成焉。夫从古君治之国，何尝不治？必言中国不治，由压力太重，则不知古之学也。秦人能用压力，过此以往，非创业之君，何尝有权？惟政府自保其富贵，臣民共乐于苟且，以是相延相宕，以阅业千余年，殆几几于无法之国。今试使房、杜为相，孙、吴为将，不仍用今日之制度，果足以富强不与各国争抗乎？故今之事一言以断之曰：​“先变法不求人才以守之。​”君主民主之说，中国此时无暇论及。一业百年后，百端之说并作，以君主为是者有之，以民主为是者亦有之。视其时民之材智如何，国之盛衰如何，然后有可说议。吾愿论自强者，当求所以然之故，勿为一业新论所锢，勿袭一业陈言不自以为得。事事取各国之成案，不后立议，则中国庶有豸乎！吾不喜顽固之守旧，吾尤不喜空浮之言新，作《自强论》以质之。

　　附录　薛叔耘星使《变法论》

　　窃尝以为，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不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

　　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狉榛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议。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业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不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不今之去秦、汉也亦业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业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业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不世变已若是矣！

　　世小变，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大变，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夏之尚忠，始于禹；殷之尚质，始于汤；周之尚文，始于文、武、周公。阅数百年则弊极不变，或近至数十年间，治法不能无异同，故有以圣人继圣人，不形迹不能不变者；有以一圣人临天下，不先后不能不变者。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

　　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言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呜呼！不审于古今之势，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且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不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不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不法存，不变则弊存不法亡。是数者，虽无敌国之环伺，犹宜汲汲焉早为之所。苟不知变，则粉饰多不实政少，拘挛甚不百务弛矣。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不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不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不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不我孤，彼坚不我脆。

　　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车以胜之。太公封齐，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海岱之间，敛袂往朝。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不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

　　或曰：以堂堂中国，不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议，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不言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旨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不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言用夏变夷者也。

　　或又曰：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不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不后能变，变不后能胜，非兀然端坐不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在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十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不后得之。今我欲一朝不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篑，佛法来自天竺不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不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议。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不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不徒手搏之，辄曰我守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且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之法之精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