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一枝花
-张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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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如今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
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默记》，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比《前出师表》晚了一年。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后出师表》。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文章的立论，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作者用了“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说明了这次出师，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决不能有所怀疑。
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指明此刻出师，是为最佳时机，决不能宴然自惜，偏安蜀郡，得出了“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的结论。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
《后出师表》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多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必须尽力而为。
此文不仅是作者临行前上书的奏表，亦是其在当时情势下所表露的铿锵誓言，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全文以议论见长，论证凿凿有据，论点鲜明，无可反驳；行文层层叠叠，用语激昂慷慨，气势充
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然而，由于《三国志》本传中不载，《文选》里也不见选录，而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自张俨《默记》，所以，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但也有人认为，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并无二致；而且《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中，诸葛恪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指可能即系后表。但具体是否为诸葛亮所作，仍有异议。
伪作论据
（一）《后出师表》没被《三国志》收录。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后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者亦能，非独圣也。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纣作象箸而箕子讥，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缘象箸见龙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祸也。太公、周公俱见未然，箕子、孔子并睹未有，所由见方来者，贤圣同也。
鲁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啸，由老弱之征，见败乱之兆也。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七年，严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后，与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严襄王葬于范陵，故夏太后别葬杜陵，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其后皆如其言。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次室、夏太后圣也。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宫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见方来之验也。如以此效圣，樗里子圣人也；如非圣人，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后百年，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当戎，见被发之兆也；樗里子之见天子挟其墓，亦见博平之墓也。韩信葬其母，亦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其后竟有万家处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见博平王有宫台之兆，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先知之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
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诸葛亮
佚名
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