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建炎四年(1130)下半年。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金兵大举南下,攻陷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十二月攻陷常州(今江苏常州市)。继而破江东诸郡,挥戈直抵越中。建炎四年(1130)正月,宋高宗赵构乘船沿海南逃,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失陷。“靖康之乱”后费尽艰辛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顿时岌岌可危,江南百姓遭受空前劫难。由于韩世忠、岳飞等爱国将领率兵还击,五月,迫使金兵退回到江北。当时,汪藻正在朝中任职。他看到国难当头,百姓惨遭涂炭,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忧虑和愤慨,写下了这首忧国感时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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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开头两句直截了当地描绘出己酉之乱的景象,点明了令人耽忧的危难局势,诗人的感情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抒发的。“草草”二字,尽显南宋官军退逃时无心抗战、匆忙慌乱之状,“悠悠”一词则活画出金兵所向无阻、趾高气扬的神态。两相对比、触目惊心。这两个叠音词的使用,还巧妙地传达出这场劫难的规模巨大和时间的长久,可谓精炼贴切,言约意丰。作为宋军从北向南退守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长江,旋即也成为敌人的悠悠饮马处,国家所面临的空前危难就自不待言,诗人的忧虑也就不言而喻了。
次联的写法非同一般的紧承首联,而是宕开一笔,去回顾己酉乱前曾出现的令人欣慰的局面。先用越王勾践故事:勾践立志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