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諆陆子为能。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佛老者,亦日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謷之?大盗至,肢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战?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 以为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坛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余;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