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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设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译文
  臣听说人在困厄危急时就会呼唤上天,病痛难忍时就会呼唤父母,这是人间最真挚的情感。臣虽如草芥般低微,却有急迫恳切的请求,恐怕现在能悲悯我的只有天地和父母了吧。
臣早年便失去父母,唯有兄长苏轼一人,与臣相依为命。如今私下听闻他获罪被逮捕入狱,全家惊惶哭喊,担忧他遭遇难以预料的后果。臣私下思忖,苏轼无论居家还是为官,并无大的过错恶行,只是生性愚钝耿直,喜好谈论古今得失,前后上书议论国事,言辞常有不同。陛下圣德宽广,未曾加以谴责。苏轼却性情偏激、思虑疏浅,私下依仗陛下如天地般包容的恩德,不能自我克制敬畏。近年担任杭州通判及密州知州时,他常常触景生情创作诗歌,言
《为兄轼下狱上书》作于元丰二年(1079年)。这年,何正臣、舒宣、李定等新进官僚从苏轼诗文中摘取词句,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谤讪朝廷”而“包藏祸心”。因此,七月,御史台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作者惊闻其兄获罪下狱后,即写下这篇上书给神宗皇帝,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苏轼赎罪。
参考资料:完善
《为兄轼下狱上书》是呈给皇帝的书信,作者情意真挚,言辞恳切,希望以真情打动皇帝,祈求圣恩赦免兄长死罪,甚至请求 “乞纳在身之官” 为兄赎罪。全文以情感为脉络贯穿始终,既顾念兄弟情谊,又恪守君臣道义,分寸得当,文字质朴无华。
上书需阐明理由,否则只凭情感难动圣心。首先,“早失怙恃,兄弟二人,相须为命”,如今唯有他能为兄长求情。其次,兄长苏轼 “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这重任也只能由他承担。文章为求减罪而作,若不先承认苏轼有错,便似抱怨皇帝,反会加重罪责。因此文中先坦言苏轼 “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言谈繁多难免有误;且他 “遇物托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