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从前有人从楚国的都城郢写信给燕国的相国。可是夜晚在写信的时候,光线不够明亮,就对举着蜡烛的仆人说:“举烛。”结果无意识地在信里写上了“举烛”两个字。其实,“举烛”这两个字并不是信里要说的意思。燕相收到信,看到信中“举烛”二字,很高兴,说:“举烛,就是崇尚清明廉洁;要施行清明政策,则应举荐贤才担任重任。”燕相把这个意思告诉燕王,燕王很高兴,并予以施行。结果燕国治理得很好,国家虽然治理好了,却不是信的本意。现在学习的人大多和这个相似。
注释
郢(yǐng):古地名。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都。楚人有将都城命名为郢的习惯。
遗(wèi):给;送。
此文说郢人写信时误写了“举烛”,燕相国却对这二字产生了积极的解读,认为它寓意着崇尚光明,即选拔贤能之人并委以重任。基于这一理解,燕相国向燕王推荐了这一理念,并得到了燕王的赞同。随后,燕国按照这一思路治理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举烛”原本只是书写时的一个误笔,但燕相国的巧妙解读和积极实践,却意外地推动了国家的治理和改善,文中不仅展示了语言的灵活性,也强调了创新思维和积极态度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畋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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