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金别驾赴广州太守

早承飞檄觐宸旒，又拜麟符镇广州。清气远临蛮草地，文星光动海山楼。

一鞭行马离京国，万姓知名迓郡侯。练带花屏山水郡，几多恩泽为君留。

　　会稽多兰，而闽产者贵。养之之法，喜润而忌湿，喜燥而畏日，喜风而避寒，如富家小儿女，特多态难奉。予旧尝闻之，曰他花皆嗜秽而溉，闽兰独用茗汁，以为草树清香无如兰味，洁者无如茗气，类相合宜也。

　　休园中有兰二盆，溉之如法，然叶日短，色日瘁，无何其一槁矣。而他家所植者，茂而多花。予就问故，且告以闻。客叹曰：“误哉，子之术也。夫以甘食人者，百谷也；以芳悦人者，百卉也。其所谓甘与芳，子识之乎？臭腐之极，复为神奇，物皆然矣。昔人有捕得龟者，曰龟之灵，不食也，箧藏之。旬而启之，龟已饥死。由此言之，凡谓物之有不食者，与草木之有不嗜秽者，皆妄也。子固而溺所闻，子之兰槁亦后矣。”

　　予既归，不怿，犹谓闻之不妄，术之不谬。既而疑曰：物固有久而易其嗜，丧其故，密化而不可知者。《离骚》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夫其脆弱骄蹇，炫芳以自贵，余固以忧其难养，而不虞其易变也。嗟乎！于是使童子刈槁沃枯，运粪而渍之，遂盛。万历甲午五月廿五日。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己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