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周勃卒，文帝感其功，诏择其子最贤者，人举亚夫，遂荫亚夫条侯为续。后元六年，匈奴大入边，亚夫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细柳，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节诏将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可得而犯邪？”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孝景三年，吴、楚反。以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孝王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於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卯。归，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匈奴王徐卢降，景帝欲侯之。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亚夫因谢病，中元三年，以病免相。后条侯子坐买官器，事连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延尉。延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史公曰：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惜其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而行苟离俗，必与之友。性恬淡，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常曰：“世可效仿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为乘田委吏，无於邑之心；为司空相国，无说豫之色。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处卑与尊齐操，位贱与贵比德，斯可矣。”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内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悦。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成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