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
汉文帝即位后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这篇文章分析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基于此,文中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全文引古说今,多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时与今之时相比,以五谷与珠玉金银相比,以富商大贾与劳动人民相比,对照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文辞流畅,充满强烈的情感。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
晁错(约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中国西汉学者、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最后汉景帝在曾任吴国相的爰盎的谗言下腰斩晁错于长安。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者亦能,非独圣也。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纣作象箸而箕子讥,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缘象箸见龙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祸也。太公、周公俱见未然,箕子、孔子并睹未有,所由见方来者,贤圣同也。
鲁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啸,由老弱之征,见败乱之兆也。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七年,严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后,与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严襄王葬于范陵,故夏太后别葬杜陵,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其后皆如其言。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次室、夏太后圣也。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宫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见方来之验也。如以此效圣,樗里子圣人也;如非圣人,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后百年,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当戎,见被发之兆也;樗里子之见天子挟其墓,亦见博平之墓也。韩信葬其母,亦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其后竟有万家处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见博平王有宫台之兆,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先知之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
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测平分以知岁,酌玉衡之初临。见禽华以麃色,听霜鹤之传音。伫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沉。虽松梧之贞脆,岂荣雕其异心。
若乃广储悬月,晖水流清,桂露朝满,凉衿夕轻。燕姜含兰而未吐,赵女抽簧而绝声。改容饰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
若乃盼睐生姿,动容多制,弱态含羞,妖风靡丽。皎若明魄之生崖,焕若荷华之昭晰;调铅无以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胜云霞之迩日,似桃李之向春。红黛相媚,绮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两靥如点,双眉如张。颓肌柔液,音性闲良。
于是投香杵,扣玟砧,择鸾声,争凤音。梧因虚而调远,柱由贞而响沉。散繁轻而浮捷,节疏亮而清深。含笙总筑,比玉兼金;不埙不篪,匪瑟匪琴。或旅环而舒郁,或相参而不杂,或将往而中还,或已离而复合。翔鸿为之徘徊,落英为之飒沓。调非常律,声无定本。任落手之参差,从风飚之远近。或连跃而更投,或暂舒而长卷。清寡鸾之命群,哀离鹤之归晚。苟是时也,钟期改听,伯牙弛琴,桑间绝响,濮上停音;萧史编管以拟吹,周王调笙以象吟。
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专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望明月而抚心,对秋风而掩镜。
阅绞练之初成,择玄黄之妙匹,准华裁于昔时,疑异形于今日;想娇奢之或至,许椒兰之多术,熏陋制止之无韵,虑蛾眉之为魄。怀百忧之盈抱,空千里兮吟泪。
侈长袖于妍袄,缀半月于兰襟。表纤手于微缝,庶见迹而知心。计修路之遐敻, 怨芳菲之易泄。书既封而重题,笥已缄而更结。渐行客而无言,还空房而掩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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