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
汉文帝即位后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晁错(约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中国西汉学者、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最后汉景帝在曾任吴国相的爰盎的谗言下腰斩晁错于长安。
猜您喜欢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彊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䀹,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後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张仪为秦连横,说赵(武)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弊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举巴蜀,并汉中,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辟远,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钝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迎战邯郸之下。愿以甲子之日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为从者,恃苏秦之计。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不能,自令车裂于齐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蕃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臣请案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相,专权擅势,蔽晦先王,独断官事。寡人宫居,属于师傅,不能与国谋。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浅,私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剖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而适闻使者之明诏。”于是乃以车三百乘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