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
汉文帝即位后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这篇文章分析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基于此,文中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全文引古说今,多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时与今之时相比,以五谷与珠玉金银相比,以富商大贾与劳动人民相比,对照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文辞流畅,充满强烈的情感。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
晁错(约前200年-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中国西汉学者、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最后汉景帝在曾任吴国相的爰盎的谗言下腰斩晁错于长安。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今之诸生竞说字解经,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畅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无所交党。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诏三公,令高选庸能。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复为尚书。
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功曹张敞奏记谏曰:
五教在宽,著之经典。汤去三面,八方归仁。武王入殷,先去砲格之刑。高祖鉴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缇萦,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夫明哲之君,网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则海内改观,实有折枝之易,而无挟山之难。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随会为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让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畅深纳敞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敞。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畅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敢慕遣烈。”
后征为长乐卫尉。建宁元年,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明年,卒于家。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