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第一首以移居求友为核心，铺写迁居南村的初衷与邻里往来的怡然之乐。全诗每四句构成一个层次，脉络清晰。
前四句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以 “昔” 字领起对旧事的回溯，将移居的动因与求友的心意相连，落笔重在一个 “乐” 字。古时民间有卜宅而居的习俗，迁居前先占卜吉凶，择吉地而栖。但正如古谚所云 “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出自《左传・昭公三年》，真正值得看重的从来不是宅地的风水，而是邻里的品性。诗人化用其意，坦言自己向往南村，从来不是为了求风水吉利，而是为了与良友朝夕相伴。后两句补足择居的心意，说听闻南村多是心性淳厚的人，甘愿与他们共度晨昏。陶渊明身处世风浇薄的时代，正如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言，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他对满是虚伪、机巧、钻营与倾轧的世风痛心疾首，却无力扭转，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养。择邻而居，不攀附权贵，不贪求显达，只与善者为伍，正是诗人高洁襟怀与品格的自然流露。
中间四句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往日的向往转入当下的移居，是诗意的转折与深化。“兹役” 指迁居这件事，“弊庐” 指简陋的新居。诗人说，想要迁居南村的念头存了许多年，今日终于得偿所愿，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随即表明心迹，居所不必求宽敞，只要能安放床席、遮蔽风雨便已足够。不求华堂广厦，只愿与佳邻朝夕相守，陋室虽狭，乐在其中，诗人旷达超脱的胸襟、超然物外的意趣一目了然。
在居所的追求上，古往今来的贤达之士，大多有着相近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前往九夷之地居住，有人嫌地方鄙陋，孔子答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事见《论语・子罕》。杜甫流落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困顿之中仍高呼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出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满含忧国忧民的赤诚。刘禹锡作《陋室铭》，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自勉，鄙弃官场的污浊腐朽，追求高洁的品格与志趣，在精神内核上，与陶渊明这首诗有着相通之处。
最后四句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摹了与友人相知相得的乐趣。“邻曲” 即乡邻，陶渊明在义熙七年所作《与殷晋安别》中，有 “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 之句，可知殷景仁当时曾与他比邻而居。诗中往来的友人多为读书人，言谈内容自然有别于与农人闲话桑麻的日常，带着文人的意趣与追求。他们一同追忆往事，坦诚交心，毫无拘束；一同品读奇文，辨析疑难义理，追求精神层面的共鸣与契合。
陶渊明作《移居二首》时，年约四十六七岁，正值壮年，心智与阅历都已步入成熟阶段。中年的从容，在于认清了生活与自我，选择做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事，享受适配自己的人生。和陶渊明归田后的多数作品一样，读这组诗总能感受到鲜明的情感温度：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世道，鄙视虚伪丑恶的官场，却从未厌弃生活本身。在田园山水、亲友故旧的真挚情感里，他找到了生活的乐趣、生命的归宿、心灵的安顿。超脱洒脱却又热爱生活、眷恋烟火，独特又亲切的风致，让情理共生、意趣相融。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根源正在于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体察与热爱。
陶渊明的田园诗素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切著称，这种风格正是他天然随性的性情的外化。这首诗所写的移居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在他笔下缓缓道来，却格外亲切有味。语言平实如日常口语，温和隽永，看似浅白，实则醇厚耐品，情真意切，意蕴悠长。比如写迁居如愿的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全是家常口吻，却直陈人生态度。“何必” 二字，率直里藏着深意，既反衬出世人追名逐利的普遍心态，也见出诗人卓然独立的高风亮节。再比如写邻里情谊，只用 “时时来” 三字简笔带过，笔墨省净却引人遐想。赏奇文用一 “共” 字，析疑义用 “相与” 二字，皆是传神之笔。若只是独自赏文、自行析疑，也并无不可，可情味便会淡去大半，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共” 与 “相与” 前后承接，友人畅谈辩驳的热烈情态呼之欲出，也让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价陶渊明《止酒》诗时曾说，《复斋漫录》引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 又云 “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 是沈云卿诗，而渊明 “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 之句，用意更深。他认为陶诗看似平淡，实则藏着千锤百炼的功力。要达到这般心境与生活状态，需经过漫长的思想挣扎与世事磋磨，才能生出对人生的通透领悟，正如容纳百川的江海，历经波涛汹涌之后，终归平静澄明。陶诗看似平常，却能让人在低回吟咏间生出别样的触动。“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读着这样的句子，生活里的许多困惑与矛盾，或许会在感悟诗意的瞬间豁然开朗，让人学会以坦然旷达的心态，面对纷繁变幻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朴内秀、似俗实雅的风致，在《移居》一诗中体现得格外鲜明。
其二
前人论陶诗，多将其归入平淡一路，施补华《岘佣说诗》有言：“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 陶渊明身处玄言诗盛行百年的东晋时代，当时诗坛普遍理胜于辞、淡而寡味，因此以理为骨、归于平淡并不算难得。陶诗的珍贵之处，在于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里融入深厚朴质的哲理，从田园劳作的辛勤中，品出人生本真的乐趣。读《移居二首》其二，便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全诗以随性的笔调写自适的乐趣，将邻里往来的细碎日常串成流畅的篇章，浑然如行云流水。开篇两句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的文心雅趣，两首诗断章而意连，过渡巧妙自然。以 “春秋” 二字总领，说明这般雅趣并非偶然兴致，正如谢榛《四溟诗话》所言，而是四季生活里的常态。逢着春和景明或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赋诗、舒展胸襟，素来是文人的风雅乐事。对陶渊明而言，柴桑旧居遇火之后迁居南村，能有这般登高揽胜的去处，更觉欣然。而登高赋诗不只在春秋佳日，更得是农务闲暇之时。春种秋收本就是农忙时节，忙里偷闲登临抒怀，其中意趣，绝非终日闲散的士大夫所能体味，更何况还有村中素心人可同赏新诗。寻常文人的闲情雅致，在此处有了更厚重的内涵。这两句用意深厚却仿若随口道出，虽未摹写半笔风物，山间的清朗开阔、诗人的超然自适，都已宛在目前。
迁居南村的乐趣，除了登高赋诗的雅兴，更有邻里相招共饮的温情。“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两句，写邻里路过便招呼一声，有酒便一同畅饮。两句看似与前文无直接关联，若从把酒论诗的角度看，又能自然承接。路过家门便朗声相邀，没有士大夫之间拜谒回访的繁文缛节，带着乡野的随性，更见交往的真切。直呼其名、毫无顾忌的态度，语气朴野，反倒衬出情意的真挚。“相呼” 可以是邻人有酒，特意来邀诗人同饮，也可以是诗人置酒，招呼乡邻共酌，或是邻里串门，恰逢有酒便一同小酌。杜甫《客至》中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 “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 的种种情态，都能从陶诗这两句里体味到，含蓄悠长，余味不尽。
当然乡人们并非终日宴饮游乐，平日都要各自忙农事，闲时相聚才更觉珍贵。“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同饮，有事便各归田园，小小的南村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实在又诚挚。“各自归” 明写农忙时各忙生计，也与上句饮酒的场景自然衔接，仿佛酒散之后便各忙农事，顺理成章。和前文一样，作者借助句与句之间若有若无的关联，从时间顺序与内在情理两个维度，轻巧地将日常琐事融成完整的整体。
这两句承接上文招饮的情景，又引出下文的相思之意。忙时各奔生计，闲时彼此惦念，念及便动身相访，看似和过门相呼的意思相近，形成了语意的回环。“相思则披衣” 一句化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式，强化了这份往复的情意，让行文因音节的回环更显流畅自然。章法上的回环往复在汉诗中十分多见，《苏武诗》《古诗十九首》等作品，多以重叠反复的笔法写尽婉转情思，有一唱三叹的韵致。陶渊明不借字词的复沓，仅凭情意的回环生出往复不尽的意趣，正是取法汉诗又自出机杼的创造。何况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情意的深化：过门相呼见出交往的率真，闲时相思才见出友情的深厚。披衣相访，说明即便已经安歇，也随时可以赴约相见；相见之后谈笑风生，不知疲倦，又让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相呼是从空间上说明二人往来不受俗礼拘束，那么披衣赴约、言笑不倦，便是从时间上说明他们的相处不受俗念牵绊。诗人将与乡邻的淳朴情谊写到了极致，也将摒弃虚伪矫饰的天然之乐倾泻无遗。
写到此处诗情已达顶峰，随即转出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的慨叹，便水到渠成。这两句扣合移居的题旨，道出了长居于此的心愿，也是对前文种种相处之乐的总括。不说 “此乐”，偏说 “此理”，是因为乐趣之中藏着人生至理，从随性自在的生活里悟出的顺应自然的人生真谛，远比世间一切都更珍贵。表面看，这份安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观，和东晋士族名士的玄学清谈似乎并无不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有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这段话仿佛也能用来解释陶诗中的悠然意趣。可同样是人际交往、遇物欣悦的快乐，内里的本质与表现形式却天差地别。东晋士族凭恃门第高贵、地位尊崇，终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往来者皆是世家名流，游山玩水的快乐，不过是无所事事的自命风雅；所谈的玄理看似高深，实则只是空虚放浪的处世哲学而已。
陶渊明的自然观虽也以玄学为外衣，可他所追求的自然之趣，是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将田园当作安顿本心的净土；他所交往的，是淳朴劳作的农人与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秉持的道理，质朴而真切，是亲身参与农耕劳作之后悟出的人生本真。张玉谷《古诗赏析》评此诗云：“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 结尾将自然之乐的根基归于勤力耕作，正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正如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所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劳动生产、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安心欣赏自然的美景，体味真挚的人情，从中悟出最高的自然之道。这种主张躬耕劳作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截然对立，是陶渊明以劳动者朴素的世界观，批判并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
这首诗以快乐起笔，以勤勉收束，中间穿插农务日常，虽核心是写田园之乐，却始终以耕作为根本，章法与意蕴相辅相成，笔力矫健却不见斧凿痕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细碎情事，以随性自然的乐趣一以贯之，言情切事，若即若离，起落无痕，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而意蕴深厚，看似平淡松散，实则浑然一体。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然可取，更高明的境界是善于融理于情。晋宋之际玄风盛行，多数诗人都能谈玄说理，山水诗中的玄理成分常遭后人诟病。而同一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也多有说理的内容，却广受赞誉。原因在于，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物象印证哲理，理重于辞，显得生硬。陶诗则能以情融理，理在情中，不言理而理趣自在言外，明言理而真情融于意象。这种从容自然的艺术境界，为后世树立了极高的创作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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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