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马迹山宿许道士房有赠二首 其二

四周环积水，信此羽人居。鸟下忘机后，猿窥捣药余。

闲寻渔父伴，自注道家书。笑我劳生甚，逍遥尔不如。

　　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

　　盖翘然而起，临于官道者为门。门之后为祠，祠后为书院。引水为流，桥其上，以通往来。于其前门焉，榜曰“浣花深处”。进于是，则草堂也。堂之左右，亦各为屋，缭以周垣。其东为池，引桥下之水注其中，菱莲交加，鱼鸟上下相乐也。名花时果，杂植垣内。其外则树以桤、柳，象子美之旧也。经始于弘治庚申之春，落成于其年之秋，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

　　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以为诗道极于子美，而子美重于人者，不独诗也。唐文章之士千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子美之草堂，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哉？蜀自先秦以来，数千年间，通祭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皆以功德流远。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志其墓者，不过称之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而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选自《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十三，有删节)

茅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少或多凭世界。
将钱沽酒随心快，瓦钵磁瓯殊自在。酕醄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