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为六绝句》是杜甫针对当时文坛上一些人存在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习气而写的。它反映了杜甫反对好古非今的文学批评观点。其中的“不薄今人”、“别裁伪体”、学习“风雅”、“转益多师”(兼采众家之长)等见解在今天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本诗是《戏为六绝句》中的第二首,诗中既明确地肯定了王杨卢骆“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和地位,又告诫那些轻薄之徒不要一叶障目而讥笑王杨卢骆,他们的诗文将传之久远,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容抹杀的。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距离唐代较近的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于是,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杜甫创作了《戏为六绝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此诗便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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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