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 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与韩愈论史官书》作于唐宪柳宗元和九年(814)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时任永州司马。唐宪柳宗元和八年(813)夏,韩愈在长安任史官修撰。期间他曾写信给刘轲和柳宗元,担心“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表示自己不愿意担任史官。柳宗元此文就是对韩愈来信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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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
这篇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文中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