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荼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常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译文
东坡先生被贬谪到儋耳,他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只与幼子苏过挑着东西过海。在儋耳,他住的是用茅草、竹子修的房屋,每天吃的是苦菜和芋头,心中没有那种住室堂皇、食物精美的想法。子瞻平日里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只是把史地著作当作园囿来游览,把文章当作音乐来欣赏,到了这时也全都停下来了,只是喜欢写诗。他写的诗精深华妙,并未显出老年人那种衰弱疲惫的精神状态。
这时,我也被贬谪到海康,子瞻来信对我说道:“自古以来,已经有诗人写过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人追和古人的诗。追和古人的诗,便从我东坡开始。在诗人中没有谁是我非常喜爱的,我唯独喜爱陶渊明的诗。陶渊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
此文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是苏辙为苏轼追和陶渊明的诗集所作的序言。苏轼大量作和陶诗并结成和陶诗集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经过长期的宦海沉浮和反复的贬谪,他到晚年越来越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也越来越喜欢陶渊明的诗歌。早在元祐七年(1092)在扬州做官时,苏轼就曾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谪居惠州、琼州期间,他更是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了一遍,并编成一部《和陶渊明诗集》,请此时正谪居雷州的弟弟苏辙作序。苏辙应邀写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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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时的大诗人,因厌恶官场的丑恶而弃官归隐,创作了大量描写田园风光和村居生活的田园诗,风格平淡质朴,达到了诗歌艺术的化境。作为苏轼的弟弟,苏辙十分理解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和喜爱,所以在这篇序言中他充分肯定了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并从出处进退方面阐明了苏轼和陶渊明在思想感情上的联系,从而也就说明了苏轼和陶诗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序言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苏轼谪居儋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称赞其在此期间所作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第二部分转引苏轼来信原文,说明苏轼追和陶诗的情况,着重反映他晚年谪居儋耳、深服渊明、并立志学陶的原因。第三部分是苏辙对苏轼的上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