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先寺

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
古来英雄士，各已归山河。

　　杏花书屋，余友周孺允所构读书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岩公为御史，谪沅、湘时，尝梦居一室，室旁杏花烂漫，诸子读书其间，声琅然出户外。嘉靖初，起官陟宪使，乃从故居迁县之东门，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后隙地谓允曰：“他日当建一室，名之为杏花书屋，以志吾梦云。”

　　公后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归而没于金陵。孺允兄弟数见侵侮，不免有风雨飘摇之患。如是数年，始获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于园中构屋五楹，贮书万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间，周环艺以花果竹木。方春时，杏花粲发，恍如公昔年梦中矣。而回思洞庭木叶、芳洲杜若之间，可谓觉之所见者妄而梦之所为者实矣。登其室，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

　　昔唐人重进士科，士方登第时，则长安杏花盛开，故杏园之宴，以为盛事。今世试进士，亦当杏花时，而士之得第，多以梦见此花为前兆。此世俗不忘于荣名者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间关岭海十馀年，所谓铁石心肠，于富贵之念灰灭尽矣；乃复以科名望其子孙。盖古昔君子，爱其国家，不独尽瘁其躬而已；至于其后，犹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无穷也。夫公之所以为心者如此。

　　今去公之殁，曾几何时，向之所与同进者，一时富贵翕赫，其后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虽蠖屈于时，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诸孙皆秀发，可以知《诗》《书》之泽也。《诗》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于胥乐兮！”吾于周氏见之矣！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