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国家都是因为任用贤能的人才能兴盛,因为不用贤能之人而专凭君主一己之见而衰败。这两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也是一般人所能认同的。可为什么和平安定的时代,有了贤能之人,就能够兴盛;混乱动荡的年代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能兴盛呢?这就在于是否任用这些贤能之人了。有了贤能的人并加以任用,这是国家的福气;有了贤能的人却不用,就像没有一样。商朝的兴起,有仲虺、伊尹这样的贤臣,等到衰败时,也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这样的贤人;周朝兴起时,有与武王同心同德的十位贤臣,等到衰败时,也有祭公谋父、内史过这样的贤臣;两汉兴起时,有萧何、曹参、寇恂、邓禹这样的人,等到衰败时,
此文是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所作的舆论准备。“兴贤”即“举贤”,也就是开篇所说的“任贤使能”。能否“任贤”,关系到国家的兴盛衰亡,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爱国的政治家,王安石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社会危机,决心变风俗,立法度,实行改革,扭转积弱积贫的局面。要使新法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就必须起用一批德才兼备的贤士,否则一切都将落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才写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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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以“兴贤”取题,表达了作者一以贯之的用人思想,是作者进步的人才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短论,分两段从两个方面紧扣题目,就选贤任能做了简明而令人信服的论述,分别集中而又有联系地回答了“为什么”和“怎么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段讲为什么“兴贤”,也就是讲“兴贤” 的重要。文章一开头便就兴贤与否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来说明“国以任贤使能兴,弃贤专己而衰”,而且这是“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作者认为“治世”严乱世”的“兴”与“不兴”,在于对“贤”的“用”还是“不用”。就此可以推断:“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从道理上讲是这样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