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上天造就岐山高,大王开始来开荒。百姓在此盖新房,文王让民享安康。民众奔往岐山旁,岐山大道坦荡荡。子孙永保这地方。
注释
作:生,造就。
高山:指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
大王:即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
荒:开荒垦田。
作:治理。一说始。
康:安康;一说庚,继续的意思。
徂(cú ):往,指百姓来归附。
夷:平坦易通。
行(háng):道路。
保:守住。
《周颂·天作》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另一篇是《周颂·潜》),它写出了岐山。《毛诗序》说它是“祀先王先公”,朱熹《诗集传》则指为“祭大王之诗”,都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即《周颂·天作》的祭祀对象是岐山。
《天作》是一首杂言古诗,这是周武王在岐山祭祀从古公亶父至周文王等历代君主的诗歌。此诗开篇写天赐岐山,接着写古公亶父开创基业,再写到周文王经营以及强大,表现了周人在岐山根据地上积蓄力量的过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塑造出古公亶父及周文王的形象。这首诗融歌颂圣地与赞颂圣人为一体,文笔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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