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观
梅英疏淡,冰凘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简析
此词一题"洛阳怀古",非是。词中提到金谷、铜驼等地,系虚似洛阳、实写汴京,虚虚实实,乃有忧谗畏讥之意在焉。前三句梅花渐稀,冰河解冻,年华暗换,又到早春时节,然后引起对往事的回忆。全词结皆抚今,中间插入追昔内容。记忆越是美好,越是富于情趣,眼前景越是难堪,词意也越耐咀嚼。
赏析
此词不止于追怀过去的游乐生活,还有政治失意之慨叹其中。有一年早春时节,作者重游洛阳。洛阳这个古代名城,是北宋的西京,也是当时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词人曾经这里生活过一段时期,对此地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词人旧地重游,人事沧桑给他以深深的触动,使他油然而生惜旧之情,写下了这首词。
上片起头三句,写初春景物:梅花渐渐地稀疏,结冰的水流已经溶解,东风的煦拂之中,春天悄悄地来了。“暗换年华”,既指眼前自然界的变化,又指人事沧桑、政局变化。此种双关的今昔之感,直贯结句思归之意。
“金谷俊游”以下十一句,都是写的旧游,实以“长记”两字领起,“误随车”固“长记”之中,即前三句所写金谷园中、铜驼路上的游赏,也同样内。但由于格律关系就把“长记”这样作为领起的字移后了。“金谷”三句所写都是欢娱之情,纯为忆旧。“长记”之事甚多,而这首词写的只是两年前春天的那一次游宴。金谷园是西晋石崇的花园,洛阳西北。铜驼路是西晋都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名。故人们每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但词里,西晋都城洛阳的金谷园和铜驼路,却是用以借指北宋都城汴京的金明池和琼林苑,而非实指。与下面的西园也非实指曹魏邺都(今河北临漳西)曹氏兄弟的游乐之地,而是指金明池(因为它位于汴京之西)同。这三句,乃是说前年上已,适值新晴,游赏幽美的名园,漫步繁华的街道,缓踏平沙,非常轻快。
因忆及“细履平沙”故连带想起当初最令人难忘的“误随车”那件事来。“误随车”出韩愈《游城南十六首》的《嘲少年》:“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而李白的《陌上赠美人》:“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以及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则都可作随车的注释。尽管那次“误随车”只是无心之误,但却也引起了词人温馨的遐思,使他对之长远地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絮翻蝶舞”四句,写春景。“絮翻蝶舞”、“柳下桃蹊”,正面形容浓春。春天的气息到处洋溢着,人这种环境之中,自然也就“芳思交加”,即心情充满着青春的欢乐了。此处“乱”字下得极好,它将春色无所不,乱哄哄地呈现着万紫千红的图景出色地反映了出来。
换头“西园”三句,从美妙的景物写到愉快的饮宴,时间则由白天到了夜晚,以见当时的尽情欢乐。西园借指西池。曹植的《公宴》写道:“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曹丕《与吴质书》云:“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又云:“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词用二曹诗文中意象,写日间外面游玩之后,晚间又到国夫人园中饮酒、听乐。各种花灯都点亮了,使得明月也失去了她的光辉;许多车子园中飞驰,也不管车盖擦损了路旁的花枝。写来使人觉得灯烛辉煌,车水马龙,如目前。“碍”字和“妨”字,不但显出月朗花繁,而且也显出灯多而交映,车众而并驰的盛况。把过去写得愈热闹就愈衬出现的凄凉、寂寞。
“兰苑”二句,暗中转折,逼出“重来是事堪嗟”,点明怀旧之意,与上“东风暗换年华”相呼应。追忆前游,是事可念,而“重来”旧地,则“是事堪嗟”,感慨至深。此时酒楼独倚,只见烟暝旗斜,暮色苍茫,既无飞盖而来的俊侣,也无鸣笳夜饮的豪情,极目所至,已经看不到絮、蝶、桃、柳这样一些春色,只是“时见栖鸦”而已。这时候,宦海风波,仕途蹉跌,也使得词人不得不离开汴京,于是归心也就自然而然地同时也是无可奈何地涌上心头。
此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其一,结构别具一格,上片先写今后写昔,下片先承上写昔后再写今,忆昔部分贯通上下两片。其二,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以昔衬今,极富感染力。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