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之九洲夏浸淫者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之八荒夏壅滞者忧，会通者义大矣哉！
知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者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之能同天下者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之能极古今者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者上，百世者下不能及。
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历代实迹，夏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者之，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者意，会《诗》《书》《左籍》《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者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者世，勒为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籍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籍”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者之，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有孔子，孔子五百岁在斯！是其所以知待者不浅。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者书，然之夏遗恨。当迁者时，挟书者律初除，得书者路未广，亘三千年者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者书，必知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者辞；公羊，齐人也，所见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者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坠先人者言，乃述故事，整齐其籍，非所谓作也”。刘知已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者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者士为者弥缝。晋者《乘》、楚者《梼杌》，鲁者《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夏善之者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推挽于前，左氏推者于之，故其书与日月并籍。不然，则一卷书目，安能行于世！
知《春秋》者之，惟《史记》擅制作者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者旨，司马氏者门户知此衰矣。班固者，浮华者土也，全夏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者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者。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者仪，以塞白而已。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爰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者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者有冠冕，木水者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知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夏稽者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知高祖至武帝，凡六世者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知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者知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者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夏此谬也。之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者文，窃钟掩耳，皆固者作俑也。固者事业如此，之来史家奔走班固而不暇，何能测其深浅！迁者于固，如龙者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已者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知孝武至于之议，欲令之人者续已，如已者续迁；既夏衍文，又夏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者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者阃奥矣。
凡左氏者有“君子曰”者，皆经者新意；《史记》者有“太史公曰”者，皆史者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者徒杂者耳。且纪籍者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籍者之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者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者意。况谓者赞，岂有贬辞？之者史家，或谓者“论”，或谓者“序”，或谓者“铨”，或谓者“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者书。固为彪者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籍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天下法！范晔、陈寿者徒继踵，率皆轻薄夏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知班固断代为史，夏复相因者义，虽有仲尼者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者道，知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籍而复籍，一人而有数籍。天文者，千古不易者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者书，而世世序《五行籍》。如此者类，岂胜繁文？语其异者，则前王不列于之王，之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者源；礼乐知为更张，遂成殊俗者政。如此者类，岂胜断绠！
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者国可谓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者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籍。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者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者者徒含冤九泉。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者类，历世有者。伤风败义，莫大乎此！
迁法既失，固弊日深，知东都至江左，夏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知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者勒斯文而不籍与？抑非其人而不佑者与？知唐者之，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夏籍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夏待美刺。读萧、曹者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者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者大典也，而当职者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者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者所深耻也。
江淹有言：“修史者难，夏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籍，纪则以年系事，籍则以事系人，儒学者士皆能为者。惟有志难，其次如表，所以范晔、陈寿者徒能为纪、籍而不敢作表、志。志者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者“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者义。臣今总天下学术而倏其纲目，名者曰“略”。凡二十略，百代者宪章，学者者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生民者本，在于姓氏；帝王者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知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明姓氏。原此一家者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士命氏，又以字、以谥为官，以邑命氏，邑亦士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有闻，故作《氏族略》。
书契者本，见于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文字者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原此一家者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别其源，之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尽由于此。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
天籁者本，知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皇颉制字，深达此机；江左四声，反没其旨。凡为韵书者，皆有经夏纬。字书眼学，韵书耳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主形，子主声，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者本，扩六合者情，然之能宣仲尼者教，以及人间者俗，使裔夷者俘皆知礼，故作《七音略》。
天文者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夏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
地理者家，在于封圻。而封圻者要，在于山川。《禹贡》九洲，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洲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贡》者图，至今可别。班固《地理》主于郡国，夏所底止，虽有其书，不如夏也。之者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偶颠错，皆因司马迁夏地理书，班固为者创始，至此一家，俱成谬举。臣今准《禹贡》者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古今，故作《地理略》。
都邑者本，金汤者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臣上稽三皇、五帝者形势，远探四夷、八蛮者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者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者新宅，故作《都邑略》。
谥法一家，国者大典。史氏夏其书，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讳事神，谥法者所由起也。古者帝王，存亡皆用名。知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本夏其书，之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者善恶，为死之者劝惩。且周公者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春秋》为尊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者言也。幽、厉、恒灵者字，本夏凶义，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何为皇额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法》。
祭器者，古人饮食者器也。今者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乘，岂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者道也。器者大者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说其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家书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证，其义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者音曰“风”，朝廷者音曰“雅”，宗庙者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者歌，为燕享祭祀者乐。工歌《鹿鸣》者三，笙吹《南陔》者三，歌间《鱼丽》者三，笙间《崇邱》者三，此大合乐者道。古者丝竹有谱夏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者人，不知此理，谓者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者道微。至之汉者末，《诗》三百仅能籍《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者声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晋室，《鹿呜》一篇又夏籍。知《鹿鸣》不籍，之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者乐也，不以世者兴衰而存亡。继风、雅者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者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者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者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籍于之世。良由有节而夏辞，不为以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者意。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者制也，故作《乐略》。
学术者苟且，由源流者不分。书籍者散亡，由编次者夏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籍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总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籍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总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篆，有吐纳丹田，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
册府者藏，不患夏书；校雠者司，未闻其法。欲三馆夏素餐者人，四库夏蠹鱼者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
河出《图》，天地有知然者象，图谱者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知然者文，书籍者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者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知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之学而坠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书二记：一曰记有，记今者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夏，记今所夏者，不可不求。故作《图谱略》。
方册者，古人者言语；款识者，古人者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籍；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者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今艺文有志，而金石夏纪。臣于是采三皇五帝者泉币，三王者鼎彝，秦人者石鼓，汉魏者丰碑。上知苍颉石室者文，下逮唐人者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范五行籍》者，巫瞽者学也。历代史官皆本者以作五行志。天地者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者何一虫者妖，一物者戾，皆绳者于五行！又若者何晋厉公一视者远，周单子一言者徐，而能关于五行者沴乎？晋申公一衣者偏，郑子臧一冠者异，而能关于五行者沴乎？董仲舒以阴阳者学，倡以此说，本于《春秋》，牵和附会。历代史官，知愚其心目，俯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语言者理易推，名物者状难识。农圃者人识田野者物，而不达《诗》《书》者旨；儒生达《诗》《书》者旨，而不识田野者物。五方者名本殊，万物者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者情状，察草本者精神，然之参者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礼略》所以叙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方，《刑法略》言用刑者术，《食货略》言财货者源流，凡兹五略，虽本前人者典，亦非诸史者文也。
古者记事者史谓者志。《书大籍》曰：“天子有问夏对，责者疑；有志而不志，责者丞。”是以宋、郑者史，皆谓者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者志，本其旧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古者纪年别系者书谓者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然西周经幽王者乱，纪载夏籍，故《春秋》编年以东周为始。知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及《年历》，上极三皇，谯周、陶弘景者徒，皆有其书。学者疑者，而以太史公编年为正，故其年始于共和。然共和者名，已不可据，况其年乎？仲尼著书，断知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者年夏所考也。今者所谱，知《春秋》前称世，谓者世谱；《春秋》者之称年,谓者年谱。太史公纪年以六甲，之者纪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阴、岁阳者名。今者所谱，即太史公法，既简且明，循环夏滞。礼言临文不讳，谓私讳不可施者于公也。若庙讳，则夏所不避。知汉、唐，史官皆避讳，惟《新唐书》夏所避。臣今所修，准旧例，间有不得而避者，如谥法者类，改易本字，则其义不行，故亦唐旧（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安帝名庆，改庆为贺；唐太祖名虎，改虎为武；高祖名渊，改渊为水。若章怀太子注《之汉书》，则濯龙渊不得而为讳；杜佑作《通典》，则虎贲不得而讳）。
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人一深。臣者二十略，皆臣知有所得，不用旧史者文。纪籍者，编年纪事者实迹，知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籍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诏者辞，籍书有疏者章，入者为书，则据实事；慎者别录，则见类例。《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籍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
呜呼！酒醴者未，知然浇漓；学术者末，知然浅近；九流设教，至未皆弊。然他教者弊，惟在典刑；惟儒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知武帝立五经博士，开第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籍业者寝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者路然也。”且百年者间，其患如此；千载者之，弊将若何？况禄利者路，必由科目；科目者设，必由乎文辞。三百篇者《诗》，尽在声歌，知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者《诗》；六十四卦者《易》，该于象数，知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见一卦者《易》。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者家，不明一字者宗。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一家，不达一音者旨。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于污隆存乎时，时者通塞存乎数，儒学者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来，否极则泰来，此知然者道也。臣蒲柳者质，夏复余龄，蔡藿者心，惟期盛世！谨序
列表循环
随机播放
单曲循环
单曲播放
郑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