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与山水为邻,以林鸟作伴,过起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诗人酷爱大自然,亦因得江山之助而写下大量山水景物诗。自然界朝晴夕阴,风雨多变,这就使敏感的诗人时忧时喜,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常赋诗以抒发之。这首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诗就是写诗人于清晨雨霁风止后推窗一刹那间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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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前二句透露出诗人对官场险恶的认识及对自己仕途不舛的懊悔;后二句描绘了诗人推窗后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此诗构思精巧,比喻贴切,真挚亲切,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和对山水田园的热爱。
诗一开头便展现出一个郁闷压抑、与世隔绝的形象。一连几夜的恶风苦雨,这不仅是对于天气的描绘,更是对诗人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刻画。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不轻易出门,那扇通向外界的柴扉也变得格外地沉重。一个厌恶人世、逃避现实的诗人形象维妙维肖,活脱脱地被描绘出来。但是,诗人酷爱美景、性嗜山水的本性是无法束缚住的,诗人情不自禁地推开了通向现实的窗子,那很久未见的山。带着无尽的相思之情,扑面而来,至此诗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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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諆陆子为能。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佛老者,亦日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謷之?大盗至,胠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 以为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坛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余;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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