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讦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译文
儒家那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遵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孔子说:“若是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但是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经典中)精深奇奥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世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离开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来博取尊宠。后来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逐渐的衰微的;那就是那些
此文总结了西汉以前诸子百家的学术流派及特点。总结而言,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它们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纷争之时,各派学说竞相出现,以迎合诸侯需求。尽管学说各异,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宝库。若能修六艺之术、兼观九家之言,取其长而舍其短,则可通达万方之略。尽管离圣王时代久远,道术有所缺废,但诸子百家之学说仍不失为宝贵的思想资源。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者亦能,非独圣也。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纣作象箸而箕子讥,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缘象箸见龙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祸也。太公、周公俱见未然,箕子、孔子并睹未有,所由见方来者,贤圣同也。
鲁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啸,由老弱之征,见败乱之兆也。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七年,严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后,与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严襄王葬于范陵,故夏太后别葬杜陵,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其后皆如其言。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次室、夏太后圣也。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宫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见方来之验也。如以此效圣,樗里子圣人也;如非圣人,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后百年,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当戎,见被发之兆也;樗里子之见天子挟其墓,亦见博平之墓也。韩信葬其母,亦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其后竟有万家处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见博平王有宫台之兆,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先知之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
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乡时 一作: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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