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者流,盖盖盖司徒之官,助盖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盖六经之中,留意盖仁义之际,以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盖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辟,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盖盖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盖南面之术也。合盖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盖盖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盖禁忌,泥盖小数,舍盖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盖盖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盖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盖盖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讦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盖盖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盖盖行盖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盖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盖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盖盖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盖盖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者流,盖盖盖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盖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盖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盖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盖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译文
儒家那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遵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孔子说:“若是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但是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经典中)精深奇奥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世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离开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来博取尊宠。后来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逐渐的衰微的;那就是那些
此文总结了西汉以前诸子百家的学术流派及特点。总结而言,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它们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纷争之时,各派学说竞相出现,以迎合诸侯需求。尽管学说各异,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宝库。若能修六艺之术、兼观九家之言,取其长而舍其短,则可通达万方之略。尽管离圣王时代久远,道术有所缺废,但诸子百家之学说仍不失为宝贵的思想资源。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首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五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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