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张别驾之琼州

忆昔张公子，倾盖淮南道。宛宛游阳色，侃侃金玉吐。

邂逅金陵游，抚臆道衷素。往来二十霜，头颅各非故。

君今渡琼台，海岸孤绝处。别驾展骥足，千群看独步。

　　有田舍翁，家资殷盛，而累世不识“之”、“乎”。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掷笔，告其父曰：“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而从之，具币谢遣楚士。逾时，其父拟召姻友万氏姓者饮。令子晨起书帖。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呜呼！世之学者偶一解，辄自矜有得，不欲更进，殆类是也。

　　子问居长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时过之，泛舟吴淞江，游白莲寺，憩安隐堂，想天随先生之高风，相与慨然太息。而子问必挟《史记》以行。余少好是书，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独子问以余言为然。间岁不见，见必问《史记》，语不及他也。会其堂毁，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馆。盖植四时花木于庭，而庋《史记》于室，日讽诵其中，谓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

　　夫四时之花木，在于天地运转、古今代谢之中，其渐积岂有异哉！人于天地间，独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静而处其外，视天地间万事，如庭中之花，开谢于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于太初，上下二千余年，吾静而观之，岂不犹四时之花也哉！吾与子问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视二千余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为己有，营营而不知止，又安能观世如《史》、观《史》如花也哉！余与子问言及此，抑亦进于史矣。遂书之以为记。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