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与山水为邻,以林鸟作伴,过起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诗人酷爱大自然,亦因得江山之助而写下大量山水景物诗。自然界朝晴夕阴,风雨多变,这就使敏感的诗人时忧时喜,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常赋诗以抒发之。这首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诗就是写诗人于清晨雨霁风止后推窗一刹那间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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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前二句透露出诗人对官场险恶的认识及对自己仕途不舛的懊悔;后二句描绘了诗人推窗后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此诗构思精巧,比喻贴切,真挚亲切,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和对山水田园的热爱。
诗一开头便展现出一个郁闷压抑、与世隔绝的形象。一连几夜的恶风苦雨,这不仅是对于天气的描绘,更是对诗人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刻画。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不轻易出门,那扇通向外界的柴扉也变得格外地沉重。一个厌恶人世、逃避现实的诗人形象维妙维肖,活脱脱地被描绘出来。但是,诗人酷爱美景、性嗜山水的本性是无法束缚住的,诗人情不自禁地推开了通向现实的窗子,那很久未见的山。带着无尽的相思之情,扑面而来,至此诗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以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