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译文
太史公说,古时人臣的功绩有五等:依靠仁德安定国家的称“勋”;依靠出谋划策的称“劳”;借助武力的称“功”;明确功劳等级的称“伐”;凭借资历长短的称“阅”。我朝的封爵誓词上讲:“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泰山平的象磨刀石了,你们的封国也会永远安宁,还要把对你们的恩泽延及给后代。”朝廷最初不是不想稳固这些功臣们的根本,但那些枝枝叶叶却渐渐的衰微了。
我读了有关高祖给功臣们的封侯的史料,考察了功臣侯们初次受封及他们后嗣失掉侯位的因由,认为,这真是和我所听到的传闻不一样!《尚书》说:“各个邦国都应协调和睦”,直到夏、商时代,有的邦国竟经历了几千年。周朝分封了八百个诸侯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意思是说:高祖创业时,有许多开国元勋辅佐,他们好比一个人的左右臂膀和两只大腿。汉朝和他们剖分符节,封赐爵位,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受到阴袭,传世一久,分不出昭穆,忘其亲疏远近,也有的竟至身遭杀戮或废为庶民而国祚绝灭。因此编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列于《史记》卷十八。
参考资料:完善
此表记录了汉初功臣的业绩及其家族的兴盛衰亡,是研究西汉开国史和汉初政治史不可多得的史料。汉高祖刘邦封功臣为侯,但列侯都很快衰微。作者编制此表并在序言中探究列侯衰微的原因,指出列侯子嗣因富贵而骄横,往往犯法亡国。此序文反复慨叹,层层回复,步步照顾、节节顿挫,令人深有“居今之世”同“思接千载”之感,会心处,不只在其文之跌宕萧瑟,而且在其意之凄恻哀伤,显示出很强的艺术性,具有浓郁的唱叹之情。
此年表记录了汉初功臣的业绩及其家族的兴盛衰亡,是研究西汉开国史和汉初政治史不可多得的史料。表前序文,两段叙事,一段评论。第一段叙历代功臣封赏之制;第二段叙汉高祖封侯功臣的时代兴亡原委;第三段评论上述之事,并申作年表的目的。
此文叙事的层次多,简练具体;而叙事与议论,又多出以抒情,唱叹之笔多,《史记》文章的跌宕的风神之美,也表现得很突出。
文章叙古今封侯世家的兴衰灭亡,是为了总结原因,提供鉴戒,目的单纯;但作者对这种事的涉想,却是复杂的,又很动情感,所以说了一层,便唱叹一层。第一段结尾的“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探索了分封和受封者的主观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内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悦。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成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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