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译文
近来我来往于南方北方,很承友朋们以尊师之礼相待,这其实有点像向瞎子问道,实不敢当。我独自以为,百年来以来的学者常常说心说性,然而他们却茫茫然不得其真谛。
命与仁,孔子是很少谈到的,人性与自然规律,子贡没有听说过,人性与命运的道理出自《易传》,未曾多次与人谈起,他回答士人的准则是“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耻辱”。孔子谈自己的治学,也只是说“喜欢古代的诗书礼乐,勤奋去追究。”他与门内弟子说话中,所有那些所谓相传尧舜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说法,全都不提,而只是说:“不偏不倚地执政,如果天下有穷困,那么,上天赐与的福份就终止了。”呜呼!圣
宋明以来,社会上坐而论道,空谈天理、性命的理(道)学相当流行。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他对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恶劣学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有深入的观察、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感。据近人考证,此文写于康熙六年(1667年),题中“友人”指张尔岐诸人。张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明代遗民,对经学很有研究。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北游至济南,与他一见定交。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
参考资料:完善
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作者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
彭天锡串戏妙天下,然出出皆有传头,未尝一字杜撰。曾以一出戏,延其人至家,费数十金者,家业十万,缘手而尽。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绍兴,到余家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技不尽。
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
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桓子野见山水佳处,辄呼“奈何!奈何!”真有无可奈何者,口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