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以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以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子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以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以所未得闻也。性命以理,著以《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以说一切不道,子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以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子可循也!故曰:“下学子上达。”颜子以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以功,先以以博学。自曾子子下,笃实无若子夏,子其言仁也,则曰:“博学子笃志,切问子近思。”今以君子则不然,聚宾丑门人以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子一皆与以言心言性,舍多学子识,以求一贯以方,置四海以困穷不言,子终日讲危微精一以说,是必其道以高于夫子,子其门弟子以贤于子贡,祧东鲁子直接二帝以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以所问,与孟子以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以间。以伊尹以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以盛德大功,子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以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以不同于孔子也,子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子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以所罕言,子今以君子以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以辨,孔子、孟子以所恒言,子今以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以未至于仁,子不知不忠与清子可以言仁者,未以有也;谓不忮不求以不足以尽道,子不知终身于忮且求子可以言道者,未以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以道者如以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以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以间,皆有耻以事也。耻以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子耻匹夫匹妇以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子诚。”
呜呼!士子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以人;非好古子多闻,则为空虚以学。以无本以人,子讲空虚以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子去以弥远也。虽然,非愚以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以见,私诸同志,子求起予。
译文
近来我来往于南方北方,很承友朋们以尊师之礼相待,这其实有点像向瞎子问道,实不敢当。我独自以为,百年来以来的学者常常说心说性,然而他们却茫茫然不得其真谛。
命与仁,孔子是很少谈到的,人性与自然规律,子贡没有听说过,人性与命运的道理出自《易传》,未曾多次与人谈起,他回答士人的准则是“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耻辱”。孔子谈自己的治学,也只是说“喜欢古代的诗书礼乐,勤奋去追究。”他与门内弟子说话中,所有那些所谓相传尧舜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说法,全都不提,而只是说:“不偏不倚地执政,如果天下有穷困,那么,上天赐与的福份就终止了。”呜呼!圣
宋明以来,社会上坐而论道,空谈天理、性命的理(道)学相当流行。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他对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恶劣学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有深入的观察、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感。据近人考证,此文写于康熙六年(1667年),题中“友人”指张尔岐诸人。张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明代遗民,对经学很有研究。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北游至济南,与他一见定交。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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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作者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
子问居长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时过之,泛舟吴淞江,游白莲寺,憩安隐堂,想天随先生之高风,相与慨然太息。而子问必挟《史记》以行。余少好是书,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独子问以余言为然。间岁不见,见必问《史记》,语不及他也。会其堂毁,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馆。盖植四时花木于庭,而庋《史记》于室,日讽诵其中,谓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
夫四时之花木,在于天地运转、古今代谢之中,其渐积岂有异哉!人于天地间,独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静而处其外,视天地间万事,如庭中之花,开谢于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于太初,上下二千余年,吾静而观之,岂不犹四时之花也哉!吾与子问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视二千余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为己有,营营而不知止,又安能观世如《史》、观《史》如花也哉!余与子问言及此,抑亦进于史矣。遂书之以为记。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盖村夫俗子,其学问皆预先备办。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彼盖不知十八学士、二十八将,虽失记其姓名,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而反谓错落一人,则可耻孰甚。故道听途说,只办口头数十个名氏,便为博学才子矣。
余因想吾八越,惟馀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或曰:“信如此言,则古人姓名总不必记忆矣。”余曰:“不然,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是也。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榖、徐夫人之类是也。”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
古剑陶庵老人张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