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一枝花
-张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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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译文
近来我来往于南方北方，很承友朋们以尊师之礼相待，这其实有点像向瞎子问道，实不敢当。我独自以为，百年来以来的学者常常说心说性，然而他们却茫茫然不得其真谛。
命与仁，孔子是很少谈到的，人性与自然规律，子贡没有听说过，人性与命运的道理出自《易传》，未曾多次与人谈起，他回答士人的准则是“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耻辱”。孔子谈自己的治学，也只是说“喜欢古代的诗书礼乐，勤奋去追究。”他与门内弟子说话中，所有那些所谓相传尧舜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说法，全都不提，而只是说：“不偏不倚地执政，如果天下有穷困，那么，上天赐与的福份就终止了。”呜呼！圣
宋明以来，社会上坐而论道，空谈天理、性命的理（道）学相当流行。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他对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恶劣学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有深入的观察、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感。据近人考证，此文写于康熙六年（1667年），题中“友人”指张尔岐诸人。张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明代遗民，对经学很有研究。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北游至济南，与他一见定交。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
参考资料：完善
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作者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
这封书信内容主要讲为学之道，古人所谓“为学”，包括研究学问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作者针对宋明以来所谓理学家“言心言性”脱离现实的学风，提出以“明道救世”为宗旨的治学道路，提倡关心国家大事，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他还有感于明末士大夫随世浮沉的立身行事态度，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做到踏实治学，又注重经世致用。全文重点突出，引古论今，列举古圣贤之言行与今之“君子”相对照，反复辨析，有较强的说服力。
顾炎武
陆容
赵时春
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