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带船。
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声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弦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声。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
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
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
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
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
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鸳湖曲》是清朝近300年当中一个著名的篇章。这诗写发生在嘉兴的史实,很真挚,很悲切,不光哀悼诗歌里面讲到的那个主人,而且作者把自己的身世、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懊悔、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当时的思想感情都写进去了。
《鸳湖曲》首段写“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这四句成为对南湖风光最典型的描述,留在了嘉兴的历史文献上。描写南湖春天的风光,没有能比这四句更漂亮的了。写南湖边芳草连天,一望无际,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建筑,都是绿色的草地。春天来了,碧草连绵,天和地粘连在一起了;春分这个时候,是旧历二月,大概在阳历三月下旬了。
“好放船”,就是把船放出去,好出去游玩了。“好放船”这三个字,前人认为用得很好,口气身份像别墅的主人,如果是“好摇船”就不美了。南湖的风光怎么样?很多柳树叶是乱飘,天上下着雨,雨不大,但是打到这个柳叶上,好像起舞一样。桃花很红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指的是“吴昌时”,当时勺园也叫竹亭。勺园并不仅仅只是一家私家园林,吴梅村怀念他,很多人凭吊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的政治活动,这里曾是东林党人的据点之一,“昌时在故乡烟雨楼畔起造勺园,作为招接友人有点像招待所那样的所在,诗酒留连,更重要的是政治活动的据点。这是勺园不同于一般私家园林的特色。”
勺园之名,不仅在美景,还在名人,以及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说起勺园,自然不能不先说勺园主人。勺园主人吴昌时,就住在南湖旁边。他是嘉兴人,是明末文士、复社巨头之一,明崇祯时的吏部员外郎。勺园是他在南湖畔兴建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谦,宋丞相魏公之后。自大名徙宛丘,后又徙馀姚。元至顺间,有官平江者,因家昆山之南戴,故县人谓之南戴王氏。翁为人倜傥奇伟,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时名德,皆相友善,为与连姻。成化初,筑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堂宇闳敞,极幽雅之致,题其扁曰“世美”。四明杨太史守阯为之记。
嘉靖中,曾孙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适读书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顿有《黍离》之悲。”余闻之,固已恻然,然亦自爱其居闲靓,可以避俗嚣也。乃谋质金以偿粥者,不足,则岁质贷。五六年,始尽雠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恶。先是县人争以不利阻余,余称孙叔敖请寝之丘、韩献子迁新田之语以为言,众莫不笑之。 余于家事,未尝訾省。吾妻终亦不以有无告,但督僮奴垦荒菜,岁苦旱而独收。每稻熟,先以为吾父母酒醴,乃敢尝酒。获二麦,以为舅姑羞酱,乃烹饪。祭祀、宾客、婚姻、赠遗无所失,姊妹之无依者悉来归,四方学者馆饩莫不得所。有遘悯不自得者,终默默未尝有所言也。以余好书,故家有零落篇牍,辄令里媪访求,遂置书无虑数千卷。
庚戌岁,余落第出都门,从陆道旬日至家。时芍药花盛开,吾妻具酒相问劳。余谓:“得无有所恨耶?”曰:“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长沙张文隐公薨,余哭之恸,吾妻亦泪下,曰:“世无知君者矣!然张公负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实张文隐公薨之明年也。
后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数过,而宅不毁,堂中书亦无恙。然余遂居县城,岁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妇来省祭,留修圮坏,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惨然谓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妇耳!”余退而伤之,述其事,以为《世美堂后记》。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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