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带船。
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声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弦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声。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
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
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
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
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
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鸳湖曲》是清朝近300年当中一个著名的篇章。这诗写发生在嘉兴的史实,很真挚,很悲切,不光哀悼诗歌里面讲到的那个主人,而且作者把自己的身世、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懊悔、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当时的思想感情都写进去了。
《鸳湖曲》首段写“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这四句成为对南湖风光最典型的描述,留在了嘉兴的历史文献上。描写南湖春天的风光,没有能比这四句更漂亮的了。写南湖边芳草连天,一望无际,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建筑,都是绿色的草地。春天来了,碧草连绵,天和地粘连在一起了;春分这个时候,是旧历二月,大概在阳历三月下旬了。
“好放船”,就是把船放出去,好出去游玩了。“好放船”这三个字,前人认为用得很好,口气身份像别墅的主人,如果是“好摇船”就不美了。南湖的风光怎么样?很多柳树叶是乱飘,天上下着雨,雨不大,但是打到这个柳叶上,好像起舞一样。桃花很红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指的是“吴昌时”,当时勺园也叫竹亭。勺园并不仅仅只是一家私家园林,吴梅村怀念他,很多人凭吊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的政治活动,这里曾是东林党人的据点之一,“昌时在故乡烟雨楼畔起造勺园,作为招接友人有点像招待所那样的所在,诗酒留连,更重要的是政治活动的据点。这是勺园不同于一般私家园林的特色。”
勺园之名,不仅在美景,还在名人,以及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说起勺园,自然不能不先说勺园主人。勺园主人吴昌时,就住在南湖旁边。他是嘉兴人,是明末文士、复社巨头之一,明崇祯时的吏部员外郎。勺园是他在南湖畔兴建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盖村夫俗子,其学问皆预先备办。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彼盖不知十八学士、二十八将,虽失记其姓名,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而反谓错落一人,则可耻孰甚。故道听途说,只办口头数十个名氏,便为博学才子矣。
余因想吾八越,惟馀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或曰:“信如此言,则古人姓名总不必记忆矣。”余曰:“不然,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是也。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榖、徐夫人之类是也。”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
古剑陶庵老人张岱书。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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