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带船。
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声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弦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声。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
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
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
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
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
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鸳湖曲》是清朝近300年当中一个著名的篇章。这诗写发生在嘉兴的史实,很真挚,很悲切,不光哀悼诗歌里面讲到的那个主人,而且作者把自己的身世、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懊悔、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当时的思想感情都写进去了。
《鸳湖曲》首段写“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这四句成为对南湖风光最典型的描述,留在了嘉兴的历史文献上。描写南湖春天的风光,没有能比这四句更漂亮的了。写南湖边芳草连天,一望无际,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建筑,都是绿色的草地。春天来了,碧草连绵,天和地粘连在一起了;春分这个时候,是旧历二月,大概在阳历三月下旬了。
“好放船”,就是把船放出去,好出去游玩了。“好放船”这三个字,前人认为用得很好,口气身份像别墅的主人,如果是“好摇船”就不美了。南湖的风光怎么样?很多柳树叶是乱飘,天上下着雨,雨不大,但是打到这个柳叶上,好像起舞一样。桃花很红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指的是“吴昌时”,当时勺园也叫竹亭。勺园并不仅仅只是一家私家园林,吴梅村怀念他,很多人凭吊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的政治活动,这里曾是东林党人的据点之一,“昌时在故乡烟雨楼畔起造勺园,作为招接友人有点像招待所那样的所在,诗酒留连,更重要的是政治活动的据点。这是勺园不同于一般私家园林的特色。”
勺园之名,不仅在美景,还在名人,以及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说起勺园,自然不能不先说勺园主人。勺园主人吴昌时,就住在南湖旁边。他是嘉兴人,是明末文士、复社巨头之一,明崇祯时的吏部员外郎。勺园是他在南湖畔兴建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及为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初,议立尚书省,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台臣抑而不闻,乃扬言曰:“昔桑哥用事,台臣不言,后几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闻,台将安用!”时武宗将亲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风忽大起,人多冻死。养浩于祀所扬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变。”大违时相意。时省臣奏用台臣,养浩叹曰:“尉专捕盗,纵不称职,使盗自选可乎?”遂疏时政万余言: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
尚书省罢,始召为右司都事。在堂邑时,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时方求选,养浩为白宰相,授以美职。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设进士科,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诣谒,皆不纳,但使人戒之曰:“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仍赐尚服金织币一、帛一,以旌其直。后以父老,弃官归养,召为吏部尚书,不拜。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又辞;改淮东廉访使,进翰林学士,皆不赴。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粜,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顺二年,赠据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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