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咏

直道世不容，枉已吾所耻。枉直贵自辨，得失勿恤尔。

皎皎虽易污，庸庸亦可鄙。宁为韫璞玉，勿作踰淮枳。

期我同心友，百年共相矢。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观古法书，当澄心定虑，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自然强作；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或得结构而不得锋芒者，模本也；得笔意而不得位置者，临本也；笔势不联属，字形如算子者，集书也；形迹虽存，而真彩神气索然者，双钩也。又古人用墨，无论燥润肥瘦，俱透入纸素，后人伪作，墨浮而易辨。

　　高明者，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后改调浙东阃幕都事，转江西行台掾，又转福建行省都事。方国珍留置幕下，不从，旅寓明州栎社，以词曲自娱。因感刘后村之诗“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记》。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则诚悔之，因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王四云耳。元人呼牛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上进。上览之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羞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于是捕王四置之极刑。或曰：东嘉初以伯喈为不忠不孝，梦伯喈谓之曰：“公能易我为善，行当有以报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东嘉后果发解，未知然否。后卒于宁海，时陆德旸以诗哭之曰：“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旧郎官。一代儒林传，堪入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