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这首诗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篇。无论题材范畴、艺术境界还是语言风格,都与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较为相近,出自漂泊游子之手。诗人行至城郊,望见荒野间的坟冢,有感于人世路途坎坷、人生短促如寄,围绕生死这一根本命题,愤懑地抒发了身处乱世、心念故土却归家无门的悲怆情怀。
《古诗十九首》虽非出自同一人笔下,却都扎根于东汉末年动荡纷乱的历史背景,蕴含着共通的忧患意识。这群作者因人生理想破灭而陷入颓唐感伤的境地,为疏解心中苦闷,既需要讽刺、批判眼前这阴霾笼罩的黑暗现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向内审视自身的精神世界:既然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居世间,那么人生的价值究竟何在?既然盛衰流转、世事无常、危机四伏、祸福难料,那么人生最终的归宿又在何处?
尽管《十九首》的作者未必是擅长思辨的哲人,但饱尝世间忧患的经历,让他们惯于沉心思索;道家开阔的想象空间,加上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浸染,从多方面引导他们思考生死存亡的命题,最终将对人生深层奥秘的探寻,与对人世路途坎坷的悲叹融为一体。这既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质,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真实映照。
当然,同样是探寻人生、抒发悲叹,各篇的艺术手法也存在差异。由于《十九首》每篇作品的创作思路不同,构建自我反思这一核心主旨的方式也各有千秋:有的刻意蕴藉深情,以情思悠远见长;有的笔意一气呵成,不以曲折婉转取胜;有的采用层层递进的结构,环环相扣;有的笔势挥洒自如,错落跳脱,看似零散无关,实则深层暗含贯通的脉络。而《去者日以疏》一篇,就创作思路而言,更有突兀挺拔的气势。开篇“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两句,以极具概括性的人生感悟起笔,统摄全篇,与其余十八首风格迥异。其余十八首大多运用比兴手法,从描摹自然景物的表层样貌入手,逐步深入挖掘景物承载的社会内涵。这种审美取向与艺术处理方式,是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此古人说,诗作有了“兴”的手法,便“神理兼备”(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这话确有深刻道理。但话说回来,诗歌的精妙之处并不局限于比兴。即便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只要运用得当,也同样能成为佳作。开门见山的写法,可以用叙事方式呈现,比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远行路途转入四顾茫然的心境,抒发人生如寄的怅惘;也可以用能统摄全篇、兼具形象性的哲理性警句开篇,《去者日以疏》的起首两句便属于这类。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这两句相互交织,既是因果相承,又彼此映衬。天地如同万物暂住的旅舍,人生如同百代匆匆的过客,本就极其短暂,更何况身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这般灾祸连绵的时代。逝去的人隔得久了,印象便从模糊渐渐变得空幻渺茫;新生的后辈,起初本不相识,经一次次往来接触,印象便日渐深刻。逝去的终归逝去,到来的不断到来。今日的“逝去”,也曾有过昔日的“到来”;而今日的“到来”,终有一日也会走向“逝去”。这不仅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相通,更能说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文人,精神视野确实开阔。他们乐于探寻人生本质,思索命运走向。按照常理的叙事逻辑,作者本该先写走出城门,望见遍野荒坟,心生悲怆,生出生死无常、天地辽阔的感慨,再由此引申出世事更迭、岁月无常的哲理。但作者并未循此落笔,反而笔力雄健,开篇便写下这两句气象苍茫、贯通古今、藏尽人世悲欢离合的文字。从艺术技巧看,是以虚带实、虚中涵实;从创作思路看,诗人开篇便以宏观视野俯瞰人事更迭的流转规律,对这一“来”一“去”做透彻的观照与深入的自省。
可见开篇意象的突兀挺拔,绝非偶然。这说明诗人望见累累荒坟时,心中涌起的人生感悟带着强烈的焦灼感。他确实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正因为这份感悟与焦灼,既源自眼前严酷的现实景象,也关联着长久沉淀在诗人记忆中的种种印象,所以开篇两句才会有如此广阔的涵盖力、充沛的气势,思想立意超凡脱俗。这正如唐代诗僧皎然所言:“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诗人走出城门之后,所见所感几乎无不与“去”“来”、“生”“死”相关。安葬逝者的古墓本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可即便逝者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坟冢被夷为耕地,墓旁的松柏被砍伐当作柴薪。人生连同身后的坟墓,都随时间一同消逝,而新的田地却伴着岁月不断生成。面对这般凄凉景象,又恰逢“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时代,诗人对眼前“去”“来”交替的世事变幻,生出了更深的体悟,悲愁也愈发浓重。既然新生者也一步步逼近灾祸,他便不能不为古往今来的世事更迭而沉思;既然眼见耳听白杨被劲风吹动,他便不能不对白杨的“悲意”感同身受,进而自伤身世。历来描摹悲风,都着重刻画其萧萧的声响。于是诗人沉浸在悲剧美的审美体验中百感交集,禁不住怆然慨叹: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景物繁多,诗人独独聚焦于白杨;写白杨,也只突出其萧萧的风声。荆轲曾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名句,化用在此处,既是悲风的声响,又仿佛地下长眠的逝者借白杨发出的呜咽之声。逝者离开世间,本是“亲者日以疏”,可他们的悲吟仿佛清晰可闻,这便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的对照,既体现在古墓更迭的典型景象中,更凝聚成白杨萧萧的风声。这景象带给诗人的触动,自然不言而喻。清代学者朱筠曾说:“写到此处,本可收笔”,又紧接着补充道,“末二句笔锋一转,生出无限曲折”,这话确实深有见地。
诗的最后两句看似平淡直白,却藏着无尽的辛酸:“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与前文内容脱节,确实如朱筠所说的“笔锋一转”;但这处大幅度的转折,正体现了诗歌的跳跃性,绝非游离于主旨之外的闲笔,与上文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既然人生如寄、世事流转不停,“去”“来”之间岁月消逝得如此迅疾,长久漂泊在外的游子,便不能不为之惊心。他唯一的期盼,便是早日重返故乡,在乱世中求得家人团聚的温暖。到那时,家中长辈或许尚未离世,不至于渐渐生疏,而未曾谋面的新生后辈,也能得以相识相亲,该是何等美好。可令人悲痛的是,想归乡却终归不能,前路阻碍重重。这些阻碍诗人并未详述,只轻轻一笔,凝成满含辛酸的两个字:“无因”。而这位凝神望着遍野荒坟、思索人生、审视自我的诗人,前路渺茫无依,已是可想而知。
他只能让归乡的幻想归于虚空,把思归的心事,抛向渺茫无依的天地之间。与此同时,他也只能任由漂泊的日子无限延续,让还乡的梦境夜夜萦绕枕边,让异乡的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近。
在世事更迭、苍茫流转的天地间,诗人的个人遭遇固然渺小,可他的精神时空却无比辽阔。他将长久的漂泊生涯,置于“去”“来”交替的时间长河中;将异乡的城门与故乡的里巷,置于两个空间的对望里。更重要的是,宇宙的更迭引发了他的主观感悟,而诗人内心的焦灼,又反过来加重了景物的悲戚氛围。在这份悲戚氛围中,立着一位惯于沉思、精神得到淬炼与升华的悲剧性佚名诗人。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也可以视作心灵与现实的对话。
时间的顺流、空间的对流、心灵与现实的交融,种种特质都表明,这首古诗的作者有着洞察世事的目光。他不只是凝望眼前的荒坟,更望向了茫茫宇宙的深层奥秘。他怀着愤懑与焦灼的心境,观照世间万物,思索人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