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一位不是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和君子来与他们一同治理天下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其实并不是)是上边的君主去主动寻求和发现的。现在天下还未安定,这正是特别急需寻求贤才的时候啊。
“孟公绰如果担任赵、魏两国的家臣则很优秀,但他却不能胜任滕、薛这样小国大夫的职位。”如果一定要等到廉洁的人才才使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如今天下难道就没有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真才实学、像姜尚那样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虽有盗嫂受金之嫌,却最终得到魏无知极力推荐而成就大业的人吗?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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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文章开篇便从宏观角度深入剖析,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无外乎是依赖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之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之人”往往因为不擅长辨识贤才,导致即使“贤人君子”近在咫尺,也未能及时发现。这一现象不禁引发了一个深刻的思考:要获得贤才,首先必须学会识别贤才。
文章第二段则进一步将讨论聚焦于具体的用人策略,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支撑这一方针的合理性,作者首先引用了孔子的智慧箴言,通过孟公绰的适与不适之处,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内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悦。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成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