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一位不是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和君子来与他们一同治理天下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其实并不是)是上边的君主去主动寻求和发现的。现在天下还未安定,这正是特别急需寻求贤才的时候啊。
“孟公绰如果担任赵、魏两国的家臣则很优秀,但他却不能胜任滕、薛这样小国大夫的职位。”如果一定要等到廉洁的人才才使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如今天下难道就没有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真才实学、像姜尚那样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虽有盗嫂受金之嫌,却最终得到魏无知极力推荐而成就大业的人吗?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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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文章开篇便从宏观角度深入剖析,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无外乎是依赖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之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之人”往往因为不擅长辨识贤才,导致即使“贤人君子”近在咫尺,也未能及时发现。这一现象不禁引发了一个深刻的思考:要获得贤才,首先必须学会识别贤才。
文章第二段则进一步将讨论聚焦于具体的用人策略,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支撑这一方针的合理性,作者首先引用了孔子的智慧箴言,通过孟公绰的适与不适之处,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
魏顺南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不能伤秦,天下且以是轻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顺曰:“天下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王令之匆攻市丘。五国重王,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