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一位不是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和君子来与他们一同治理天下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其实并不是)是上边的君主去主动寻求和发现的。现在天下还未安定,这正是特别急需寻求贤才的时候啊。
“孟公绰如果担任赵、魏两国的家臣则很优秀,但他却不能胜任滕、薛这样小国大夫的职位。”如果一定要等到廉洁的人才才使用,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如今天下难道就没有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真才实学、像姜尚那样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虽有盗嫂受金之嫌,却最终得到魏无知极力推荐而成就大业的人吗?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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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令文。第一段以开国中兴的历史经验,总括写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访求,不难发现,而当前正特别需要访求人才。第二段引孔子的论断和齐桓公用管仲的史实,讲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干才是不行的。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贤才的目标在下层,重点在才干。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文章开篇便从宏观角度深入剖析,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无外乎是依赖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之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之人”往往因为不擅长辨识贤才,导致即使“贤人君子”近在咫尺,也未能及时发现。这一现象不禁引发了一个深刻的思考:要获得贤才,首先必须学会识别贤才。
文章第二段则进一步将讨论聚焦于具体的用人策略,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支撑这一方针的合理性,作者首先引用了孔子的智慧箴言,通过孟公绰的适与不适之处,
曹操(155年-220年正月庚子),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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