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中国最早的风筝是由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家墨翟制造的。他在鲁山(今山东省潍县境内)因为看到老鹰在空中盘旋,因而有了制造风筝的念头,但他制造风筝的过程并不顺利。他研究试制了三年,终於用木头制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后来墨翟把制风筝的事业传给了他的学生公输班(也称鲁班),鲁班根据墨翟的理想和设计,用竹子做风筝。鲁班把竹子劈开削光滑,用火烤弯曲,做成了喜鹊的样子,称为「木鹊」,在空中飞翔达三天之久。风筝后来应用於军事上,用来探测敌方的阵地。唐代以后它的用途开始向娱乐方面转化。到了明清,民间逐渐形成风俗,清明节这天人们把风筝放得高而远,然后将风筝线割断,让风筝随风飘去,意
诗人以丰富的想像将诗与画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与画互相补足,饶有生趣。这首诗写放纸鸢前的准备和纸鸢飞上天时的感想,没有直接铺叙放纸鸢的活动,那该是留给画面去交代了。诗人告诉读者,一群孩子使劲地搓呀搓,等放纸鸢的线搓得够长了,大家便兴致勃勃地来到郊外。然后读者可从画面看到,这是一个放纸鸢的好日子,风儿吹著,阳光照耀,孩子们不停地四处奔跑,把纸鸢送上天空。由这个画面,诗人兴起了感想:春风需要花多少气力,才能把纸鸢一个一个送上天去,任意翱翔;而长辈又需要花多少心血,才能把孩子一个一个培养成才,送上青云路呢?
诗的前半部著力於对小孩子放纸鸢前准备活动的描述。诗人并没有全面描绘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