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则通知,人于手则窒,手则合知,反于神则离。知所取于其前,知所识于其后。达之于不可迕,知度而有度。天机阖辟,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论书如是,吾闻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书之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知人焉。非知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
禹卿作堂于所居之北,将为之名。一日,得尚书书“快雨堂”旧匾,喜甚,乃悬之堂内,而遗得丧,忘寒异,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或誉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鸟鷇而食,成翼而飞,知所于劝,其天与之耶?虽然,俟其时而后化。今禹卿之于尚书,其书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为之记,以待世有识者论定焉。
译文
“心领神会了,写于手下却显得滞塞;手下貌似相合了,却反倒和神分离了。在书写之前无所取法,在写后又无所标志。通达于不可乖迕,没有法度却又有法度。天机有开合,而我却不明白其中的原故。”禹卿论述书法如上,我听了认为他说得好。禹卿又说:“书法的艺术从东晋王羲之开始,到今天已经将近一千年了,其间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家的,或者几十年出一位,或者几百年出一位。自从明朝董尚书董其昌死后,直至今天还没有书法家出现。不是没有搞书法的人,只是勤于练书法的人没有高的见识,而精于了悟的人在书法中又不能表现出来。”
禹卿在居所的北面建了一个堂屋,想要给它起个名字。有一天,他得到一块董
“快雨堂”本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一块匾额。作者的朋友王禹卿在自己住所之北新筑一堂,作为练习书法之所在,想寻求一个较有寄寓而又合于此堂实际的堂名,一日,得到董其昌题写的这块旧匾,大概是觉得合乎书法家在行笔快意累累时,手底会笔墨淋漓,以致让人感到满堂风雨不胜寒。于是非常高兴,便悬之于堂,借以为名,然后则“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作者不由十分感慨,作了这篇《快雨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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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在《与王铁夫书》中说:“文章之境,最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至晚年,在《稼田集序》中又进而指出:“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因而主张以干淡自然作为衡量文章的最高标准,这篇散文则体现着这样一种艺术追求。
文章开篇并不似一般杂记体文章那样先交代作记缘由,或描写堂奥本身的建筑、环境、求记者的寄托。而是记叙了堂主王禹卿论书法的两段话,指出书法艺术之难,便难在于心手相应,手与神合。自王羲之至今,干余年中,著名书法家甚少;而自明代大师董其昌之后,书坛则无人,原因都在于此,“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书法造诣也就难达此境界。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諆陆子为能。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佛老者,亦日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謷之?大盗至,肢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战?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 以为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坛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余;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