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周勃卒，文帝感其功，诏择其子最贤者，人举亚夫，遂荫亚夫条侯为续。后元六年，匈奴大入边，亚夫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细柳，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节诏将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可得而犯邪？”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孝景三年，吴、楚反。以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孝王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於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卯。归，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匈奴王徐卢降，景帝欲侯之。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亚夫因谢病，中元三年，以病免相。后条侯子坐买官器，事连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延尉。延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史公曰：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惜其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勾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卞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毙。若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然之，立须之。旋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今之诸生竞说字解经，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