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悲叹士人的生不逢时,自愧顾盼身影孤独一人。时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自信才质很高而世情不正,将至死都永远辛勤。虽有形相但不能彰显于世,空有才能却不得展示于人。为何困厄与通达容易使人迷惑,美与恶确实很难辨清。时光悠长而没有穷尽,我将只能屈而不能伸。
让那些公心为国的人都和我相同啊,私心为自己的人自己去悲哀吧!天道那么精微啊,哎呀又那么疏阔;人间事理显而易见,只有互相倾轧和侵夺。贪生怕死,是品质的卑贱;爱贵轻贫,是智虑的混乱。明白透澈,是胸中豁达开朗;糊涂迷乱,是内心生了毒害。
我的心意,明智的人已能猜想
《悲士不遇赋》当为司马迁任中书令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含悲忍垢,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平。此赋就行文及感情可推定约为其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经验所作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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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赋文主旨是叙身世遭遇和人生志向,抒泄自身现实不遇之悲、人生命运之叹。文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美恶难分、有形不彰、有能不陈、人心邪恶、相互倾轧、好生恶死、好贵夷贱等丑恶现象,倾诉出“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悲愤心情,抒发了“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悲凉之慨,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的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首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五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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