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悲叹士人的生不逢时,自愧顾盼身影孤独一人。时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自信才质很高而世情不正,将至死都永远辛勤。虽有形相但不能彰显于世,空有才能却不得展示于人。为何困厄与通达容易使人迷惑,美与恶确实很难辨清。时光悠长而没有穷尽,我将只能屈而不能伸。
让那些公心为国的人都和我相同啊,私心为自己的人自己去悲哀吧!天道那么精微啊,哎呀又那么疏阔;人间事理显而易见,只有互相倾轧和侵夺。贪生怕死,是品质的卑贱;爱贵轻贫,是智虑的混乱。明白透澈,是胸中豁达开朗;糊涂迷乱,是内心生了毒害。
我的心意,明智的人已能猜想
《悲士不遇赋》当为司马迁任中书令发愤继续撰修《史记》时所作。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以腐刑,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含悲忍垢,他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平。此赋就行文及感情可推定约为其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经验所作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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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赋文主旨是叙身世遭遇和人生志向,抒泄自身现实不遇之悲、人生命运之叹。文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美恶难分、有形不彰、有能不陈、人心邪恶、相互倾轧、好生恶死、好贵夷贱等丑恶现象,倾诉出“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悲愤心情,抒发了“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悲凉之慨,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的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夫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恶费羊,孔子重废礼也。故以旧防为无益而去之,必有水灾;以旧礼为无补而去之,必有乱患。儒者之在世,礼义之旧防也,有之无益,无之有损。庠序之设,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废,道不可弃。儒生,道官之吏也,以为无益而废之,是弃道也。夫道无成效於人,成效者须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须不蹈者。身须手足而动,待不动者。故事或无益,而益者须之;无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战所须待也,弃而不存,如何也?
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躧者,居位治职,功虽不立,此礼义为业者也。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义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闻伯夷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风者,薄夫敦,鄙夫宽。此上化也,非人所见。
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强国也,兵无不胜,兵加於魏,魏国必破,三军兵顿,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阖门之士,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
齐有高节之士,曰狂谲、华士,二人昆弟也,义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齐,以此二子解沮齐众,开不为上用之路,同时诛之。韩子善之,以为二子无益而有损也。
夫狂谲、华士,段干木之类也,太公诛之,无所却到;魏文侯式之,却强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韩子善干木阖门高节,魏文式之,是也;狂谲、华士之操,干木之节也,善太公诛之,非也。使韩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则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为有功;是韩子不赏功尊有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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