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

　　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所以处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衒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旁。孟子乃嬉为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焉。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请归声就、复与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将以为诛。”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复之。”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

　　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甚喜而又惧。吾年甚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度。”

　　师旷曰：“吾闻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骄，自晋如周，行不知劳。”

　　王子应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相将而远，远人来欢，视道如咫。”

　　师旷告善。又称曰：“宣辨名命，异姓恶方。王侯君公，何以为尊，何以为上？”

　　王子应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

　　师旷罄然。又称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开物于初，下学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而谁？”

　　王子应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

　　师旷告善，又称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则，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

　　王子应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己仁，此之谓天；如禹者圣，劳而不居，以利天下，好与不好取，必度其正，是谓之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

　　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

　　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

　　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

　　师旷蹶然起，曰：“瞑臣请归。”

　　王子赐之乘车四马，曰：“太师亦善御之？”

　　师旷对曰：“御，吾未之学也。”

　　王子曰：“汝不为夫《诗》？《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师旷对曰：“瞑臣无见，为人辩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闻而易穷。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

　　王子曰：“太师何汝戏我乎？自太昊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吾闻汝知人年之长短，告吾。”

　　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

　　王子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

　　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髃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