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自古以来统治人民在于信诚,一言为重百金为轻立法严明。
如今的儒士不要任意诋毁商鞅,商鞅能使法令政策坚决施行。
注释
商鞅(?—前338):本卫国公孙。后入秦辅佐孝公变法,国以富强。因功封于商,号为商君,故又称商鞅。孝公死,商鞅被诬谋反,遭车裂。
驱民:驱使、役使百姓。
信诚:诚实守信。
金:古代计算货币的单位。
百金:泛言其多。秦以一镒(二十两)为一金。《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即将颁布新法,恐人不信,乃先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移置北门者给予重金,以示不欺。卒下令。《汉书·高祖皇帝纪》:“
据宋人陈了翁《四明尊尧集》记载,王安石曾问宋神宗:秦孝公能“择术济事”(采用商鞅的建议),皇上比他怎样?可见,王安石曾自比商鞅,希望宋神宗效仿秦孝公支持变法。为此,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纷纷攻击商鞅,其实际矛头是指向王安石。于是,约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写了这首诗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以及推行新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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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
《商鞅》是一首七言绝句。此诗前两句讲古代圣贤为政的风格:取信于民;后两句则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从而使得变法胜利推行的精神进一步颂扬。这首诗不是讲商鞅变法的实际内容,而是讲推行变法的风格。能否赢得民众的信任,也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诗中正是从这一角度,旗帜鲜明地赞扬了商鞅。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