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有智慧的人,他的处世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看来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世;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虽不迎合时势,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会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便能得到华彩。得到众望的,忙碌一生;自命清高的,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的,不会匮乏;凡事穷尽的,立见衰竭。因此圣人处世的道理,行、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他能随着万
此文是写给儿子的家书,文中强调中庸之道是明智之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既不过分激进也不保守退缩;通过对比伯夷叔齐的愚忠与柳下惠的机智,强调智慧处世的重要性;同时揭示出过度展示才华、追求名声、依赖群体、孤芳自赏、贪婪无度以及过度消耗自我的弊端。这篇文章深刻阐述了明智之人在世间应持智慧、中庸、淡泊名利、顺应自然和灵活变通的处世哲学。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著名词赋家,幽默风趣且才华横溢,在政治方面也颇具天赋,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以重用。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后人汇为《东方太中集》。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
对曰:“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定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居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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