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译文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里说的。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
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
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池边习字,池水尽黑。曾巩钦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这篇《墨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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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记》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宏扬本土文化意蕴。但是,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文中所说“深造道德”“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等等,体现了作者注
本文在写作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先记叙墨池的方位、形状、传闻,然后发表议论,接着记叙王羲之的轶闻,再议论后世之所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王羲之,是因为他们所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并由此联系到道德方面的深造修养。最后记叙学官王盛为推广王羲之的事迹而采取的—系列措施,并对其用意发表议论,从而揭示出文章深刻的主题。
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小中见大,用小题目做大文章。题目是为墨池作记,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但实际上,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从曾巩此文“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的语气来看,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也是抱着怀疑态
《墨池记》是一篇散文。此文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他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主题, 是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作品。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