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老百姓都咒骂他。邵穆公对厉王说:“百姓已经受不了您的暴政了。”厉王听后大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暗中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巫师告密,就立刻杀掉。于是人们再不敢随便说话,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表达内心的愤恨。
周厉王很得意,告诉邵公:“我能制止毁谤了,老百姓再也不敢吭声了。”邵公回答:“你这样只是堵住了人们的嘴。但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水还难。河道堵塞一旦决口,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后果也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治民的人要引导百姓说话。因此君王处理政事,要让各级官吏进献讽喻诗,乐师进献民间乐曲,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
周厉王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任用佞臣,封山占水,不让人打柴、渔猎,断绝广大民众的生计。他还增加平民的负担,对邻邦进行不义的征伐。他倒行逆施,横征暴敛,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参考资料:完善
这篇文章文字简明、结构严谨,全文寥寥数百字,扼要记述了召穆公劝谏周厉王停止“卫巫监谤”未成,终致国人起义、厉王被逐这一事件的始末,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刻画出“厉王”这个刚愎自用的暴君形象,深刻地指出企图用铁血政策、特务政策去钳制子民之口,其结果必将导致土壅川决的结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给后世人敲响了警钟。
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1)以告,则杀之。(介词,按照、依据)
(2)道路以目。(介词,用)
(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介词,表示比较,相当于“比”)
(4)三年,乃流王于彘。(介词,到)
二、一词多义
与
1、失其所与,不知(帮助)
2、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赞许)
3、秦伯说,与郑人盟(和)
以
1、或以为死,或以为亡(《陈涉世家》)(认为)
2、以告,则杀之(依据,按照)
3、是以事行而不悖(因为)
4、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所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分为谏因、谏言、谏果三个部分。首尾叙事,中间记言,叙事简略而记言详尽,以谏言为主体,这符合《国语》的一般特点,但开头和结尾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篇仅用“厉王虐,国人谤王”七字,便生动传神。一边是厉王残暴,一边是百姓指责,谤因虐起,因果分明,矛盾不可调和,既引出召公进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结局埋下伏笔。随后厉王的“怒”与“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把矛盾推向高潮,更将这位暴君的昏庸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结尾则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一句堪称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能止住谤言,因而大喜,殊不知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畋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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