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朗然不儇,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未可恐吓,执固勇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弃。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诈,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士之容也。
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相者曰:“是良狗也。” 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 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
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 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掩敛,士所述施也;士所掩敛,客所述施也。客殆乎非士也。” 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骨节早成,孔窍空疏,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国将灭亡。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钟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谨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侻,而心甚素朴。
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 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赵以伯阳邑与之,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以汝兄代之。” 其故人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而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憨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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