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郑战于大棘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二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二狂狡。
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译文
鲁宣公二年春季,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命令攻打宋国。宋国华元、乐吕带兵抵御。二月十日,在大棘开战,宋军大败。郑国俘获了华元,斩获了乐吕,缴获战车四百六十辆,俘虏二百五十人,割左耳以献战功百人。
宋国大夫狂狡迎战郑国人,路遇郑人掉在井里。狂狡把戟柄放下井去拉他上来。那个人出井以后反而俘虏了狂狡。君子说:“丧失礼仪,违背命令,应该被俘虏。在战斗中要果断刚毅,服从命令勇敢杀敌是大礼,消灭敌人是勇敢,否则,就是自取祸殃。”
开战前,华元杀羊犒赏士兵,他的车夫羊斟不在犒赏之内。等到打起仗来,羊斟说:“前天的羊,是你作主;今日我驾车,就是我做
此文写春秋时期宋郑战役及相关事件,展现出诸侯争霸、战争频仍的历史背景,演绎着果毅、忠诚、勇气、智慧与宽容等美德。文中通过华元被囚、狂狡被俘、羊斟叛变、华元赎回及督城等具体事件,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个人品德与领导者智慧的重视,以及对忠诚、勇气与宽容美德的崇尚。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
晏子对曰:“患夫社鼠。”
公曰:“何谓也?”
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讬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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