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胡士琏贵州按察使 其一

澹云心事坚冰操，白首如公见睹人。抚字久烦熊轼重，澄清今睹豸冠新。

乱山啼鸟蛮烟里，深树蟠蛇獠水滨。何幸明时建官府，会持轻典播皇仁。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甚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朝，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蝟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也。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创瑞光楼旌之。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由是日伶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曲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

长夜生寒翠幕低，琵琶别调为谁凄？
君心无定如明月，才照楼东复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