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以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諆陆子为能。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佛老者,亦日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謷之?大盗至,胠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 以为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坛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余;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