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曲一百首（录一十四首）

黄河万里障边隅，黠虏年来谋计殊。
不用轻帆与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己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之非妄也。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

客枕恨邻鸡，未明时，又早啼。惊人好梦回千里。星河影低，云烟望迷，鸡声才罢鸦声起。冷凄凄，高楼独倚，残月挂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