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世骏(1695—1773),清代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字大宗,号堇浦,别号智光居士、秦亭老民、春水老人、阿骏,室名道古堂,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鸿博,授编修,官御史。乾隆八年(1743),因上疏言事,遭帝诘问,革职后以奉养老母和攻读著述为事。乾隆十六年(1751)得以平反,官复原职。晚年主讲广东粤秀和江苏扬州两书院。工书,善写梅竹、山水小品,疏澹有逸致。生平勤力学术,著述颇丰,著有《道古堂集》《榕桂堂集》等。
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敞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刑随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邪则相及,所以闭其涂,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管子之法,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转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盖周公所虑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观世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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