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竹之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群居而不倚,虞中而从节,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至于烟晨雨夕,枝梢空而叶成滴,含风弄月,形态百变,自谓川淇澳千亩之园,以至小庭幽榭三竿两竿,皆使人观之,其胸廓然而高,渊然而深,泠然而清,挹之而无穷,玩之而不可亵也。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为近,是以君子取焉。
古之君子,其为道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如屈子之于香草,渊明之于菊,王子猷之于竹,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是岂徒有托而然哉!其于此数者,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善画竹者亦然。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古之工画竹者,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如宋之文与可、苏子瞻,元之吴仲圭是已。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
日本川口国次郎君,冲澹有识度,善绘事,尤爱墨竹。尝集元吴仲圭、明夏仲昭、文徵仲诸家画竹,为室以奉之,名之曰“此君轩”。其嗜之也至笃,而搜之也至专,非其志节意度符于古君子,亦安能有契于是哉!吾闻川口君之居,有备后之国,三原之城,山海环抱,松竹之所丛生。君优游其间,远眺林木,近观图画,必有有味于余之言者,既属余为轩记,因书以质之,惜不获从君于其间,而日与仲圭、徵仲诸贤游,且与此君游也。壬子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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