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不浮于其德,其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其诚,不隐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则潜德道志,不可隐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呜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异位也。某之初为文,最喜读左氏、《离骚》之书。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见于后,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气道,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于繁,左顾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诚恻怛于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厌。考乎其终,而知其仁也愤而非怼也,异而自洁而非私也,彷徨悲嗟,卒无存省之者,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丽而可悦也;如秋风夜露,凄忽而感恻也;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
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司马迁奇迈慷慨,自其少时,周游天下,交结豪杰。其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负气敢言,以蹈于祸。故其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故其余章末句,时有感激而不泄者。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庙之江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揽,则极言语之怀巧,有不足以过之者。嗟乎!退之之于唐,盖不试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刚毅而信实,而其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其说,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纷纭。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后四方学者,始耻其旧而惟古之求。而欧阳公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而执事实为之冠,其文章论议与之上下。闻之先达,以谓公之文其兴虽后于欧公,屹然欧公之所畏,忘其后来而论及者也。某自初读书,即知读执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广求远访,以日揽其变,呜呼!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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