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诗文

　　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老，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世。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皆承索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深、淑浦舒素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馀，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土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概。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例者乎？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有幽栖者，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见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声清越，桴止响腾，馀韵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冠之。聊刊前谬，留遣将来。贞元戊寅岁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记。

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知读书迟。

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

学习不怕根底浅，只要迈步总不迟。

　　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悦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路逢谁家子？背手牵黄犊。
犁锄负在肩，牛角书一束。
辄耕且吟诵，息阴坐乔木。
南山豆苗肥，东皋雨新足。
凉气满郊墟，书声出茅屋。
古来贤达人，起身自耕牧。
买臣负薪歌，倪宽带经读。
寄语少年徒，行当踵前躅。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